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该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物质层面富裕与精神层面富裕构建家庭共同富裕指数。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居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且对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消费升级、提高经济活力,进而推动居民共同富裕,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共同富裕呈现正U型关系,并且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能在经济欠发达、教育薄弱地区取得更好效果。     

数字金融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用率低下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可能影响农户的气候适应性行为。基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1 38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户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反事实假设下,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若未使用其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程度将下降;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如果使用了,其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程度将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提高借贷易得性与信息易得性,进而促进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行为,农户对于金融包容性的认知能够正向增强数字金融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于资本型适应性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最大,在反事实假设下也表现为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资本型适应性行为提升效果最强;数字金融对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率较高、接受过培训的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技术促进效应更高。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金融交易成本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基于距离、密度与人情成本三重维度的考察

基于2019年4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对信息通信技术(ICT)使用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关系及其金融交易成本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ICT使用会显著提高农户数字金融的参与概率和参与广度,该结论在使用IV-Probit模型、控制函数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使用TPR模型克服选择偏误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ICT使用对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群体异质性,ICT使用对以收入水平低和老年人为核心的“长尾群体”数字金融参与的概率和广度的边际影响更大,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得以体现。机制分析发现,ICT使用可通过距离、密度与人情成本三重维度的金融交易成本机制对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产生影响。该研究为理解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对于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金融素养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从区分金融素养的不同构成维度发现,金融知识更有利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研究还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金融可得性和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金融素养和家庭消费理论,对于激发和释放城镇家庭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居民资产负债和消费升级问题研究

本文构建了消费-资产负债理论模型,并利用CHFS调查数据,从总消费、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质量升级三个维度来研究家庭资产负债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经营性资产、投资性住房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经营性负债、住房负债和消费信贷均对总消费有显著效应,而且这些效应会随着总消费的增加而增加;影响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与总消费相同,但其效应并不随着升级水平的提高而严格增加;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长期稳健类投资会促进城镇家庭的消费质量升级。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辽宁省农村消费结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必须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居民的消费问题。一个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反映该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一面镜子,深入分析农村居民的消费问题对提高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改善农户生活质量有重大意义。因此,对辽宁省农村消费结构现状,辽宁省农村地区缺乏结构升级消费热点、消费条件、消费观念、消费信心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农村居民收入低和增收难是制约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消费需求,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

文化消费是我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释放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居民美好文化追求的关键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有利于推动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改变“需求约束”的增长格局,消费结构升级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源泉。而消费结构升级要依靠中产阶层的扩大与影响来推动。中产阶层作为社会中最积极、最主要的购买力量,其消费特征以及生活方式将对整个经济、生活,尤其是消费趋势与消费文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企业要积极开展社会阶层方面的调查研究,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契机,使服务的内涵与特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大限度地创造顾客满意,实现更高的综合效益。     

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促进南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南京农村居民消费对推动南京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南京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南京市农村居民消费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为了推动南京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提出了稳步提高南京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更新消费观念等一系列对策措施。     

江苏省农户贷款可获得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比分析的视角

农户借贷是农村金融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文章以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划分为出发点,结合江苏省农户调查研究的数据,分析农户获得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贷款的影响因素。正规金融机构由于受信息条件的制约,发放贷款时看重农户的家庭收入、抵押品价值、担保情况等要素;非正规金融机构在获取农户信息上更具有优势,对借贷农户的考察除了家庭收入等资产信息外,农户的社会资本、个人技能等因素也会被考虑。研究表明:影响江苏省农户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主要因素有农户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农户的抵押情况以及担保情况;影响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主要因素有农户的家庭收入、户主技能、户主声望、农户担任乡村干部情况以及农户的担保情况。     

数字经济、产业链重构与居民消费升级

以消费升级为研究重点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行为转变,同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多种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总体上,数字经济的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总量扩大和消费结构提升进而实现消费升级;具体来看,居民消费升级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对现有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条路径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政府应该重视数字化技术对现有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作用,同时依靠乡村振兴计划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以——896个农户调查为例

农村能源消费是国家能源消费的组成部分,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通过调查山东省6县（市）896个农户,发现该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的基本情况是：家庭生活能源消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5.97%,接近能源焦虑阶段;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仍以传统生物质能和煤炭为主;样本地区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量虽然差异显著,但其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范围为13.3%～21.3%,差异并不显著。基于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的现实情况,应通过提高清洁能源在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加强清洁能源与环保知识的普及教育、加强“煤改电”与“煤改气”补贴资金监管、打造农村清洁能源发展长效机制、完善农村生活能源服务体系等措施,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山东省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