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与企业融资约束CSSCI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且该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及小型企业中显著;(2)基于风险转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且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与小型企业中均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动态风险监管,并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业务,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提升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创新风险容忍度理论考察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当代理问题较严重、融资约束较大和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赋能企业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应当从缓解代理问题、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三方面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价值。国家层面要完善内部控制和会计质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通过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并且提升作用具有长期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企业融资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特征较明显。此外，对金融市场实施强监管与弱监管相比，加强金融监管更有助于发挥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数字金融赋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作用机制

选取2011—2021年数字金融发展指数、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等数据,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调节效应均显著强化了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市场化进程在数字金融提升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中存在中介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存在区域异质性。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基于企业微观经济效应和规模调节效应的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究竟惠及了哪些企业。通过匹配上市公司及国内337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在企业中得到积极体现，这种普惠效应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以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而逐渐增强，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普惠性较小，但是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普惠性更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区域均存在普惠效应，但却呈现西强中弱的态势。     

数字金融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发展数字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并运用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促进作用,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本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从发展数字金融角度提出了着力提升数字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增加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加强我国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机制与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行政级别和时间的异质性。同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提升绿色发展福利的过程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具有双门槛效应,随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逐渐增加。本研究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和提升绿色发展福利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动力,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自主权在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其中组织自主权、特殊情境自主权会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自主权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新兴优势行业中更强.     

资源配置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 2011-2019 年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并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在该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创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通过遮掩效应在其中产生传导作用。人力资本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可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构建、金融资源配置、外部条件改善等方面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性,强化服务深度和提升数字化程度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点。     

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成为新一轮企业效率提升、成长增值的发动机,地方政府通过财税助力或政府引导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市场深化应用及广泛布局。文章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区域中观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以什么程度、从什么路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文章重点纳入并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的综合影响结果。文章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财政分权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3)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数字经济由此实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效果,这是数字经济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内部机制。(4)从企业经营发展的综合影响成效来看,数字经济引领的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促进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涵盖强化政策扶持、平衡财政收支、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关注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     

数字金融发展、信贷寻租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小板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信贷寻租扭曲创新效应的存在性及数字金融对这种效应的调节机制。结果发现，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信贷寻租作为非正规经营活动，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扭曲的积极作用，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消除寻租对企业创新的扭曲激励，地区资源、行业特征、所有制结构不同导致数字金融作用的结果不同。总之，持续推进金融数字化改革，进一步打击信贷寻租腐败，引导金融资源的公平分配，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财政不平衡与股价崩盘风险

地方的财政状况不单是影响政府运行的重要因素,也能够在经济实践中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8年数据集,实证分析地方不平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不平衡程度越大,则企业所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水平越高,上述状况随着时间推移有着逐步放大和叠加的效应。特别地,企业内部不同属性、外部不同地区差异特征下,财政不平衡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呈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从机制检验来看,地方财政越不平衡,从宏观机制来看,容易缩小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降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从微观机制来看,容易提升企业的税收负担,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这些都会导致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水平的提升。本文从财政激励的视角,拓展了有关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文献,为政府部门的财政制度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资本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呢?资本配置效率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方法,从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明显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资本配置效率改善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由负转正并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