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派别,他们均重视法治。但由于所处地域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不同,故其法治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若进行划分,可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研究二者的不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先秦法家的全貌。     

法家的富国强兵的价值观

法家推行以法治国厉行法治并非出于刻薄寡恩,而是为了富国强兵。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是我们当代实行法治的重要历史资源。法家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对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法家的经济伦理思想

法家是先秦时期提倡法治的学派。这个学派在战国时期属显学,是个大学派,而且分支众多,各诸侯国几乎都有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但从法家思想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主要可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西古代“法治”思想之比较——评析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理论的异同点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理论分别代表了西方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最高水平,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秦后法家及其发展变迁

秦后法家是指自秦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清朝末被史家列入法家的那些人物和著作。它包括刑名法家、治狱法家、校订法家和注释法家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大致反映了法家在秦朝之后发展的几个阶段 ,即汉初的刑名法家、汉中期以后主要发达于宋明的治狱法家、唐代及其以后的考订法家、清代的注释法家。从这四个阶段的前后相继中 ,可以看出法家从站在法律之外的治国之道到着眼于法律之内的条文注释的演变 ,从自成一家的法治学说到可以归属于任何一家的律学 ,从而结束法治学说历史的变迁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法家法治论谬误溯源

在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法家法治论在我国学术界仍有很大的影响。法家法治论是对法家思想定性上的谬误。法治标准的误区,法家思想的误判,自我利益的误导,智识领域的误识,是人们将法家思想归结为法治的认识论根源。     

略论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对法的认识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法的概念与内容作了不同的解释.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强调法的强制性、适时性,都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提高法官个人素质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论法家思想在汉代的隐性化

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法家学派在秦汉时期悄然消失了,但法家思想依然存在,而且在帝国政治中起着支配性作用。除了对秦帝国政治体制的沿袭以外,法家思想中的理性化取向对于汉帝国现实政治也具有儒家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仅那些政府要员要利用,就是所谓儒生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改造。     

论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异同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的法治思想既有重大差异又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 ,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管子》“道法家”三篇说质疑

《管子.内言》中的《法法》和《区言》中的《任法》、《明法》三篇,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法家思想,颇为引人注目。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这三篇在全书中独具特色、自成一组,有人认为是慎到之作,有人称之为“道法派”或“道法家”。实际上这三篇虽然同为法家作品,思想上却有前后之不同。《法法》中势论一段为后人所窜入,原篇杂有较多的儒家思想,早于慎到;《任法》、《明法》受到秦晋法家、黄老道家思想的影响,晚于慎到。它们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作,更不是什么道法家作品。     

法家学说衰落探源

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起源很早,春秋时期,即出现了倡导以法治国的法家人物,如管仲、子产、邓析等。他们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组成。但他们并不同于古代西方的那种法学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共同政治主张而思想又各有其特点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界一般将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为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等;将战国末期的法家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是齐国法家,韩非和李斯。尽管先秦时法家人物众多又各具特色,但总体来说,他们一致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这一体系中,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     

晋法家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两个显著特色:政治特质的政治伦理化和政治运作的"外儒内法"。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晋法家则是法家思想的系统化体现,也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晋法家以理性主义为基本逻辑,以功利主义的效果论为目标,建构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与制衡体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种国家理性的理念。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晋法家的这些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政治领域的理性化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