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动态效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医药类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价值,还要兼顾社会责任。医药行业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特殊行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两个独立中介效应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还可借助提高政府补助与缓解融资约束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提升企业价值。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股权集中程度高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在股权集中度低时显著,股权集中度高时不显著。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的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风险承担水平代表了企业业绩的增长潜力,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和估计了一个面板计量模型,对2003-2012年期间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特征和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着重考察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会领导结构等董事会治理结构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不同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的风险承担具有显著负效应;董事会的领导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并不显著。实证结果意味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或者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均会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董事会规模越大,反而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 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基于2012—2018年999家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技术作用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机制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其中大数据、云计算的作用效果较明显;从中介机制看,数字技术通过影响企业的人才结构、融资结构和产学研合作强度间接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创新风险容忍度理论考察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当代理问题较严重、融资约束较大和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赋能企业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应当从缓解代理问题、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三方面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价值。国家层面要完善内部控制和会计质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通过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数字金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与企业融资约束CSSCI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且该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及小型企业中显著;(2)基于风险转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且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与小型企业中均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动态风险监管,并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业务,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提升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绩效——研发创新投入的“倒U型”调节作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和减震器。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路径，并从研发创新投入视角出发探究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同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直接提升自身的创新绩效水平，也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程度间接提高创新绩效；但研发创新投入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存在倒U型调节作用，将自变量滞后一期处理时，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未来，制造业企业要明确新时代履行社会责任的新诉求，正视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与方法。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及外部利益相关者要携手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优化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环境，共同助力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制造业企业自身要坚持适度原则，运用互联网技术动态监测研发创新投入效果，确定最佳投入强度，实现企业创新绩效最大化。     

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基于“规避—风险”效应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少。基于风险规避效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显著抑制了企业违约风险、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以及媒体监督会强化社会责任履行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融资的经验为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补充,对于纾缓融资难题大有助益。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

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号传递及资金获取的角度探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政府资助资金越多,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大;融资约束在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与外部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知识基础和行业竞争性均在高科技行业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非高科技行业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9专利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建立博弈论模型研究了在逆向选择的融资约束下创新项目的 私人融资和政府补贴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研发补贴可以降低技术型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政府通过对创新企业的筛选分配创新补贴可以为基于市场的金融企业提供一个企业是"高回报创新企业"的信号,从而减少金融市场的资源错配.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专利数据对政府补贴在融资约束下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抑制作用,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有促进作用,可以有效缓解创新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间接补贴对于融资约束下的企业创新作用不显著.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融资优惠政策、股权融资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2010-2019年创业板A股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融资优惠政策、股权融资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均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税收优惠政策比政府补助更能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融资优惠政策和股权融资对年龄较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果优于企业年龄较大的企业；股权融资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其又对政府补助的技术创新正向促进作用产生抑制效应。     

风险投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该文以2010—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风险投资、代理成本和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风险投资的参与也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明显提高,从而削弱了风险投资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代理成本对风险投资与融资约束的中间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处于较低水平,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期繁荣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抑制代理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增进税负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国有企业和有产业政策扶持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信贷政策的本质是环境规制政策，它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围绕波特效应，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绿色信贷指引》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取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我国政府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明显提高了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其中西部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大大超过了中东部，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相较于国企更能获得绿色信贷政策的促进作用。此外，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还发现，融资约束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投入。     

产业投资基金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芯片企业的实证研究

我国芯片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仍面临挑战。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良性循环理论，提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国家大基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五个假说，选取2014-2021年间获得国家大基金的芯片企业，检验国家大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究国家大基金分别作用于芯片产业链的三个分支产业链企业的作用效果差异。结果表明：获得国家大基金的芯片企业比未获得的企业有更多创新产出；国家大基金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国家大基金保障年限与芯片企业技术创新呈U型关系，且芯片企业所在的地区创业投资环境在二者中起调节作用。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结合福建省1990—2013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及技术创新在福建省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进口对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个中介变量具有促进作用,进而影响到福建省经济发展;出口则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个中介变量起作用;但进口主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出口则主要是物质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