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未纳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形式；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优化升级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制定协调有序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对外经济开放。     

低碳城市建设与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7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采用2005-2019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样本,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低碳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低碳城市建设能显著提升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低碳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要素配置效应、供需结构优化效应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技术动力与结构红利,进而提升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二线及以上城市、实施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以及集约化土地利用的地区,低碳城市建设对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加显著。④空间溢出效应检验发现,低碳城市建设在促进本地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对地缘相近、交通互联的邻近地区也发挥着正向溢出和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区域协同统一低碳发展理念的政策红利得以释放。因此,应有效利用低碳城市建设在外源性环境规制约束、内源性要素升级和全域性价值引领方面的政策效应,以“低碳引领、科技支撑、要素升级、生态优先、区域协调”的理念培育旅游业新竞争优势,助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农产品贸易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产品进口贸易和农产品出口贸易均有利于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提升作用更大;（2）相比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渠道,农产品贸易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提升作用更强;（3）农产品贸易可以通过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农产品贸易→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4）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变高的动态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因此,要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一方面离不开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结合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施行差异化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以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其溢出效应——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提升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序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基于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与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对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更为合理的测度与分解,并结合共同前沿理论建立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探究城市群间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时空差异的来源,同时分析城市集聚效应对碳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取得一定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产出效率有待提升,技术进步是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根据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将城市群碳全要素生产率划分为正主峰型、负主峰型与反复波动型。碳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集聚效应对本地和邻地碳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兼顾要素投入集约和产出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应分类分区精准施策以及加强空间治理观念,建立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的区域协同机制。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科技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以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科技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科技金融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机制分析显示,科技金融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促进了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而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尚未起到显著作用。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绿色金融如何赋能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

绿色金融是双碳背景下推动我国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源泉。基于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探讨绿色金融对我国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赋能效应，得出如下结论：（1）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2）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绿色金融影响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渠道。（3）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存在结构异质性、区位条件异质性和融资特征异质性。结构异质性方面，在绿色金融的4个维度中，绿色证券、绿色信贷以及绿色投资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绿色保险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4个维度中，绿色金融对绿色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绿色环境保护和绿色技术创新，最后是绿色经济支撑。区位条件异质性方面，只有北方地区的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促进效果要优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融资特征异质性方面，高融资成本组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优于低融资成本组；信贷相对活跃组表现为促进作用，而股权相对活跃组则表现为抑制作用。     

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全面衡量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程度,本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并分解了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现2003—2020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拉动作用,而规模因素则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该地区出现σ趋同趋势,城镇化水平、金融化水平和研发投入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具有负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提高技术效率、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城镇化水平和改善能源结构等方面对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与环境规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因环境规制产生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进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碳中和目标下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5—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评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作用的区域、规模和主导产业异质性。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对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东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明显,但并未促进西部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能力驱动效应存在规模异质性,提升效应大小依次为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大城市;环境信息披露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大于非资源型城市。基于上述结论,从信息披露政策和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等方面对中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提出三点建议。     

绿色金融何以提升粮食安全？——基于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探究提升我国粮食安全的路径,对于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绿色金融和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内生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有助于促进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2）在粮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在东部地区、北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4）绿色金融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实现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文章提出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区域之间多方位合作等政策启示。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指数,以更全面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和非径向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进行整体、分流域和分城市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游的表现优于上中游,重点环保城市和大城市强于非重点环保城市和中小城市。整体上,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协同推进绿色增长的效应有待提高,但下游、重点环保城市和中小城市较好地发挥了这种联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