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系统测度、演进态势及空间关联

本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的测度，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揭示其演进特征及空间关联结构。研究结论如下：在演进态势层面，我国整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倒U型发展特征及缓慢的增长态势，在地区间呈现出典型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表现为下降趋势且空间差异逐步扩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空间差异虽有所扩大但呈现出增长态势。在空间关联结构层面，大致呈现出以东部地区为核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向核心靠拢的网络空间结构；我国数字贸易关联关系分布不均，子群间的融合度较低，总体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辐射，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协同发展的空间关联趋势。     

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研究

研究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演变趋势与差异来源,对实现中国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整体与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Markov链和Kernel密度估计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应用Dagum基尼系数以及方差分解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来源与结构来源。研究表明,我国整体与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增长之势,但八大综合经济区呈现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大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梯度递减的不均衡格局。时空演变特征显示,省域数字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空间效应与“集聚”效应,且存在一定概率的内部流动性;核密度曲线的演变趋势与极化特征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空间差异分解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结构差异分解显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差距是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与打造区域数字经济产业新优势,为此建议政府着重打通区域壁垒,在推进数字产业深度融合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与区域差异

通过对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内涵和形成要素的分析,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采用Moran指数针对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市、区）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31个省（市、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空间关联性分析表明,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3）八大综合经济区区域间的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沿海地区与西北地区发展两极差距较大。     

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

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化经济环境、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提升四个维度选取22个变量,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oran′sI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份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显著;区域相对差异持续缩小,但绝对差异呈扩大态势,全国及东部地区出现了“极化现象”,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间呈现鲜明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省份主要落在“高—高”集聚区,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大部分省份落在“低—低”集聚区。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评价

以长江经济带物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Kernel密度估计分析等方法,测度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区域内发展差异。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向好趋势明显,然而地区差异明显,呈现出下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而中上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格局,但区域发展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基础、物流运载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绿色发展成效较稳定,物流产业绩效呈波动上升态势。据此,建议加强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区域间的合作,缩小其区域差距;重视物流业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大力发展绿色物流,构建区域绿色物流网络,提高材料的回收利用率。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基于湖北省地级市的探讨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CRITIC-熵权-TOPSIS模型测算了相应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并通过趋势面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方法进行时空演进分析，最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进行驱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为“一超多强”的空间分布格局；（2）数字经济在直接驱动共同富裕的同时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中介传导进而驱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加速产业转型、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3）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建议以政策引导加强数字化建设，并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结构体系，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而实现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双轨同步。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基于我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通过阐释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评价2012-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时序演变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2)从时序演变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其中耦合协调度呈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演变,由衰退失调型转向过渡磨合型,整体未达到协调发展;从空间特征看,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3)不同驱动因子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推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 生态保护 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是检视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存在一定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最高,生态保护居中,数字经济最低;从时间上看,研究期内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低水平段位呈上升状态;从空间上看,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以“高 高”和“低 低”集聚为主;作为制约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驱动、政府调控、科技支撑的驱动效果依次递减。因此,要制定差异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构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互构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深入考察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变动趋势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从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三个维度构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优劣解距离”法对全球整体以及122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使用“五级分类—非劣解交集法”、核密度法、达格姆基尼系数法等方法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表现出一定的阶梯化特征；全球数字经济大致呈现南北差异的分布特征，且区域间差异是构成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此外，全球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仍需进一步强化。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的测度与评价研究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破除我国城乡发展困境的关键，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纳入统一系统，构建“数字经济—城乡融合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与障碍度模型，探讨耦合发展的不同耦合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基于阶段识别、问题探析与对策梳理等视角，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进度弱于城乡融合发展，但前者发展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后者，且二者之间差距不断缩小；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但并未达到耦合协调状态，难以通过数字经济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间抑制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表现明显且不断变化，共同构成不断演进的耦合系统。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

该文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2011—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中国30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并运用全局Moran’s I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集聚特点。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区域差异逐渐变小,全国空间分布特征逐步转向均衡;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北京和山东等东部发达省份位于高—高集聚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以及新疆等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位于低—低集聚板块。该文建议将东部资金、技术等引入西部贫困地区,在保持东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稳步推进西部金融发展,并针对东西部发展情形采取差异化的经济扶持政策。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各地区间仍存在“数字鸿沟”问题，剖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是实现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文章以2013—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计算出各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实证分析东中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时空变化规律，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来考察经济社会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的时空分异。结果表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六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而新疆、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2013—2019年均增长率最大的地区是重庆，增幅达8.4%,其次是西藏、贵州和四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3%、7.4%和4.8%。中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空间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阶梯递减的趋势。从时间分布来看，2013—2019年间，中国中西部整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提高，但东北地区省份数字经济水平处于波动下降趋势。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明显。数字经济在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所引起，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大的为...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地区差距、空间效应和动态演进

为全面系统地考察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各省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和核密度函数模型,分析了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空间相关性以及动态演进过程。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在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高值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以及部分北部沿海、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低值地区主要聚集在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在观测期内,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高值区、中值区和低值区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持续提高,各区间内的地区差距持续变大,在未来几年,该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本文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发展现状、地区差距和演进趋势,对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有重要意义。     

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及特征研究

选定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集聚弹性系数、市场集中率和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对其空间集聚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基于行业和城市的双维度视角针对空间集聚程度、集聚弹性及区域分工等展开探究。结果表明:2003-2011年,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但各行业存在明显差异;高技术类别行业、中低技术类别中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均呈现出高度空间集聚;不同行业的工业经济增长对产业集聚度变动的敏感性不同。区域内基本形成了以合肥、芜湖为核心层,其他城市为外围层的"核心-外围"二元空间分布模式;各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较为合理。     

我国省域数字经济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与创新发展深度融合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两个系统的综合因子得分。据此运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度,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和创新绩效发展态势良好,数字经济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全国整体耦合协调度水平偏低,大部分省份还处于初级或中级协调阶段。（2）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延伸的空间分布格局。（3）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才储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数字经济与创新绩效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调控不利于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为此,根据研究结论对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塑——基于区域与行业异质性的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从集聚力和分散力视角并结合技术成本约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进而从区域、行业以及双重异质性方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异质性下，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东部、南方、北方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作用为负；行业异质性下，数字经济与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双重异质性下，区域和行业的交互特征使数字经济对相应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较大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需求赋能和创新赋能影响了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这一影响的异质性与行业对需求和创新的偏好相关。据此提出，在通过数字经济的需求和创新赋能效应助力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优化时，政府也须着力改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缩小数字经济下服务业集聚效益的区域差异。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测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首先基于2013—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四维视角构建我国省际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我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空间SAR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2013—2018年间呈现出上升趋势;(2)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和"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3)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4)城镇化、人力资本、政府行为、经济增长水平、贸易开放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均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正面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测度方法,为研究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提供了新视角.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结合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物流业GTFP,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剖析物流业GTFP时空分异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5—2017年中国物流业GTFP平均值为0.986,时序变化呈现波动中上升态势,空间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异特征。全国、中部与西部区域内的物流业GTFP相对差异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逐渐拉大。物流业质量与数量的一致性较差,没有省份属于质量“同步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物流业GTFP的主导驱动因素不同。全国物流业GTFP由经济发展驱动转为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东部地区由营商环境驱动转为集聚驱动,中部地区则由第二产业驱动转向集聚驱动与外商投资驱动,西部地区由政府驱动转向集聚与技术驱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影响效应

平台经济的出现使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依托于社区化、模块化生产的无边界性的虚拟集聚,产业分工也呈现出与工业经济完全迥异的模式。基于此,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推演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经济通过放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专业化分工进而赋能产业共聚的作用机制。以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产业共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共聚,专业化分工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主要传导途径;(2)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于产业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二三产业的空间共聚促进作用更强,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研究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共聚的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