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周边变局与中国外交思维的创造性发展

近年来，中国周边虽然摩擦不断，但支撑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为期20年的“战略机遇期”之中，而且在可预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不过，周边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预示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为此，在中、短期内，中国需要因时因地调整某些具体的外交政策，防范周边“战略意外”的发生；长远看，中国周边战略思维尤其需要突出“顶层设计”，积极塑造继续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态势。     

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

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外交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用其指导中国周边外交不仅在于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多,而且在于周边地区事关中华民族复兴。从学理上看,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利益观”和中国传统“互利观”的超越。理解正确义利观的关键在于理解“义”和“利”的关系。“义”可理解为“讲信义”“讲义气”和“重共赢”。“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可分为“以义为先”“义利相兼”。在指导中国周边外交时,正确义利观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等原则。以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抗疫合作取得了很好效果,增强了我国在周边地区的感召力、亲和力,同时有利于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     

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

“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但也要注意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仍存在着各种现实的挑战和潜在的危机,其中主要是: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台湾问题。     

地缘政治思想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美国、日本的对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和权力均衡理论的影响。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以及对南海、东海矛盾的介入,安倍内阁提出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与美国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修改国内相关法律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其对华政策及地缘战略服务的。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遇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质疑,其背后仍旧是西方传统的地缘战略因素在起作用。共建“一带一路”本身既是对传统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否定,也是“海陆和合论”这一地缘政治经济学新概念的具体实践。重塑建设性的中美日关系,或许需要从影响决策者利益认知的地缘政治学角度探寻出路。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有赖于平衡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快速增进了东南亚、中亚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而投资贸易关系的深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     

“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

当前,中国已经分别和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这四个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四对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居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前列,同时它们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的体现,是其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类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形成的历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政治特点、安全特点和经济特点,这其中的若干特点也是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形成条件。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构建对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合理有序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数量将有所增加,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合作水平将提升到较高层级,其合作内涵也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着眼实现五大战略目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关联和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踏上了新征程。其中产业关联是国家之间建立产业共生体系的关键支撑，从共生理论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非负向的挤出效应；扩大市场需求、鼓励进出口、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条件，成为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困境与机遇--美国对华战略中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思考

美国对华战略以遏制为主,造成中国和平发展的困境。但是,全球化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变化,即使在美国的对华遏制下,中国仍有一定的和平发展机会。同时,中国更应关注到美国全球战略与对华战略的调整,中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正在扩大,为中美地缘政治合作提供契机,其中蕴含着诸多和平发展的机遇。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展及其对周边外交的启示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种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得到十四个国家积极参与,一些原本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冷淡的周边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这种反差值得关注。经济学从合作的逻辑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两种视角,给出了周边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解释,但却忽视了它们对政治收益的考虑。周边地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四个周边强国在四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拥有地区影响力优势,这一地缘格局连同"中强邻"的关系格局,决定了周边强国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除经济收益的考虑,更关心如何护持所在地理单元的影响力。第三方市场合作所达成的多方共赢的效果,对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推进地区合作进程,以及探索中国与周边强国实现共生共赢之道提供了有益借鉴。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中国周边安全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形势变化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不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出现显著调整,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主导下的联盟体系正朝着协调牵制中国的趋势发展,周边中等强国之间也逐步构建了以联合制华为目标的防务后勤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正在被削弱,寻求同中国经济相"脱钩"和深度"挂钩"的趋势并行发展。未来,中国需要面对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精准判断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准确把握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才能妥善应对不同的战略问题及挑战。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倡议作为复杂形势下应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于深化国别合作、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金融支持作为资金保障，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金融支持主要有政策性金融、资本市场、保险、亚投行、丝路基金五种渠道，当前仍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敞口较大、投融资服务可得性地区差异较严重、沿线国家金融合作程度差距较明显等现实困境。未来，应进一步凝聚共建共识，动员更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投融资合作；加强“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扩大外部经济效益；夯实金融共享平台，创新差别化融资模式；筑牢金融风险屏障，全面提高地缘政治风险防范能力。     

敛合与分裂：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双重维度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面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复杂演变，中国可采取经济多边主义取向、尊重东盟中心架构、维护区域治理理念和寻求合作契机四种路径推进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为中国经略周边、重塑周边、引领周边乃至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政治家对华战略认知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提出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共同均衡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也逐渐发生着转变,并正在做出积极应对。本次研讨会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交流与合作”为主题,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与区域格局;第二部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第三部分:“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形势分析;第四部分:中国地方“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动向。     

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国界河流问题之分析

中国是跨国界河流数量比较丰富的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出现的跨国界河流问题主要集中在水环境污染与保护、水资源分配与利用开发等方面。跨国界河流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将对中国周边关系的良性发展构成消极影响,并为区域外国家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创造时机。中国对跨国界河流问题的处理一贯持积极姿态,在主动与周边国家开展国际航道开发利用、水情预报与信息共享等合作的同时,联合周边国家建立一套涉及管理、开发、预防、应急内容在内的合作与协商机制,构建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研究

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涵盖了战略性援助、发展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类型,援助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经过实证分析,中国援助带动了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的增长,给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帮助,但这也容易让巴基斯坦形成对中国的“援助依赖”.巴基斯坦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和国际局势变化会影响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效果.共建“一带一路”之际,中国需适时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策略,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共享合作发展新成果.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解析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科技竞争正逐渐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与核心。为遏制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按照“弱它”与“自强”的双重逻辑制定了囊括“一出”“三进”“场外犯规”“规锁”“自强”五大核心举措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五项举措分别围绕阻止对华技术出口，阻止中国资本、技术、科研人员进入，对中国先进科技企业“精准”打击，率先制定新兴技术标准与大举加强美国科技创新基础展开。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的实施在一定时段内对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将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这一战略自身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单方面的科技遏制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增加科研投资、完善科技创新体制，进而加速实现“技术本土化”与“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