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环保投资

基于2012—2018年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披露数据,探讨企业内部控制对环保投资规模的具体效应,并检验不同省域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内部控制与环保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环保投资正相关;省域市场化程度会显著促进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上市企业而言,其所在省域市场化程度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正相关关系。文章验证了内部控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环境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探索。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环保投资的因果中介效应分析

选择沪深A股2010—2019年化工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因果中介效应分析和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环境保护税、环保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会抑制我国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保投资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且环保投资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35%;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前后均会抑制环保投资,跨过门槛值后抑制作用减弱;当前我国化工行业的环境保护税税率仍处于门槛值左端,对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仍处于较强阶段。因此,未来要提高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提高企业自身意识并制定相应的激励配套政策。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减税降费政策背景,研究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存在差异影响,表现为显著促进了探索式创新,但对开发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员工激励效应”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     

脱虚向实:减税激励赋能实体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提高实体企业效能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减税激励政策对实体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二者之间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为实现路径;在民营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中,减税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金税三期”的实施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治理效果。因此,在企业层面,应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强韧微观主体活力;在国家层面,要重视减税激励对于实业发展的积极政策作用,政府税制改革应关注企业多维异质性的不同影响,国家税务机关要着力提升征税服务水平,从而激活实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员工持股计划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

员工持股计划重启是我国资本市场助力企业维持人力资源禀赋、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并未达到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理想效果，反而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但对投资不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欠发达地区，员工持股计划与非效率投资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大股东定向受让、股东赠予方式下，高管认购比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研究结论证实了当前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长期激励效应不足的现状，为监管层完善相关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对投资者决策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基于绿色GDP的环保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

文章将中国30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选取2004~2011年的相关数据,用绿色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经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建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从区域这一中观层面研究环保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环保投资存在区域不均等现象;环保投资与绿色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不同地区环保投资对绿色GDP的拉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拉动作用最大的为西部地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为了更好地区分中国各省市环保投资对绿色GDP增长的区域差异,经汇总各省市面板数据模型系数,发现各省市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正效应。     

异质性视角下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3—2017年中国上市对外投资企业的面板数据，探究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速度、对外投资质量影响的内在机制与效应差异，同时检验了制度距离、高管综合资本等内外情景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女性高管参与会抑制企业对外投资速度的提升,但对企业对外投资质量的改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层级差异，制度距离因素的引入会削弱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质量的积极作用，企业高管综合资本对女性高管参与效应的调整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为企业在转型时期的人力资源配置优化与战略衔接提供了实证依据。     

环保激励委托—代理人问题：来自中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证据

环境保护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本文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切入点,研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央—地环保激励政策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创模”前期,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未能长期保持。中央政府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监督不到位、未严格实施复审机制,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短期性的政策手段、甚至操纵数据,导致“创模”不是一项有效的环保激励政策。最后,研究发现“创模”活动具有政治激励效应,良好的城市环境未显著提升官员政治晋升机会,但“创模”活动显著地为地方官员带来更多的政治晋升机会。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融资约束下高管激励机制与中小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基于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的对比视角

以2011—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差异化情景下高管激励机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的趋紧,单一高管激励机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呈现反向效应,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股权激励的抑制效应不断增强;在高融资约束下,单一股权激励抑制效应显著高于货币薪酬激励效应,组合激励机制却呈现更显著的激励效应。基于此,面对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应优化设计高管激励机制、强化制度短板的绩效考核、营造积极的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氛围,聚力内涵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基于我国2010—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与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抑制非重污染企业的企业金融化；环保投资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虑行业竞争和制度环境发现，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法治水平较低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责任水平

基于2014年试点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研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及环境责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实施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与环境责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东中部地区和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保投资和环境责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果。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提出了建议。     

环保法庭的设立是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吗？——基于企业绿色并购的实证研究

寻求有效机制解决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那么研究环境司法强化能否推动企业绿色成长,进而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并购事件数据,以我国环保法庭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企业外延式绿色成长——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而非高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设立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并购。机制检验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提高了司法惩治力和公信力、增强了公众环保意识,从而对企业形成环保约束。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并购具有绿色整合效应并提高了企业的绿色绩效,与其他治理模式相比,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且能够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但绿色治理的宏观转化效应有待提高。     

营改增是否减轻了企业税负：基于交通运输业的准自然实验

交通运输业作为营改增第一批试点行业,改革效果对未来政策优化具有指导意义。基于2007~2018年交通运输行业11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PSM-DID实证检验了营改增对企业的减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企业的减税效应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减税效应是通过影响总资产周转率、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与净资产同比增长率实现的;减税效应所呈现的时滞性在国企与非国企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因此,应加快增值税法定化进程;增值税未来的优化方向应聚焦在税率并档;企业应优化资金的供应方式,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