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感物道情"与"交感"说--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就逻辑地走向"兴".因此,本文认为,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或"感"字.本文着重考察了朱熹的"感物道情"理论与"交感说"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其理论深化.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物的到来如何可能?——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物"及其通达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对物首要的态度不是追问“物之为物”,而是关注如何“成物”;强调以自身参与到物的生成中去,成己以成物,遂使物成为“事”,使万物一体;强调以“味”、“感”方式进入物之中,发展出不同于“看”的通达事物之方法论。进入事物之中而使事物退隐的可能性降低,为克服今日世界的数字化、表象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     

“情”与“物”的独立——“物感说”何以在魏晋成熟

＂物感＂是＂物＂与＂感＂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其中＂情＂是＂物＂与＂感＂之间的桥梁。正是由于玄学催生了＂情＂与＂物＂的独立,才使＂物感说＂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魏晋时期成熟。＂物感说＂的成熟,为魏晋时期人与自然和谐、亲和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物感说”与毛泽东文艺反映论思想

毛泽东的文艺反映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中“物感说”有清晰的理论传承.“物感”说对于“心”“物”关系的探讨及重情特色,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体现明显,但毛泽东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对“物感说”有创造性的阐释和扬弃.     

论物感说的成因与内涵

在农耕为主的生产背景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受儒、释、道等中国文化传统源头和禅宗的影响,从先秦到当代中国美学在心物关系上强调的都是相互感应,相互融合.在生态危机触目惊心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物感说的思想内涵,调适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古代诗学"物感"论的心理内涵--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以“应物斯感”表述的中国古代诗学“物感”论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从心物联结角度,探寻诗文生成之源,富有心理内涵。它从博大精深的《易》中拈出“感”字作为联结,强调二者的谐和互生,在召唤与期待的应答中实现同构互通。与西方诗学的分割式阐释迥然区别,又与现代心理学所揭示的心理学原理息息相通。     

文学本原论

中华文论的文学本原论 ,是“天人合一”式的 ,它不是孤立的“感物”说 ,也不是孤立的“言志”说 ,它还有超越这两个序列观念的第三序列观念 ,即“天”、“道”、“天人合一”等。中华文论的文学本原论是三个序列观念的有机整体的联系。在“感物”和“言志”的后面 ,还隐含一个十分重要的层次 ,这就是“道”。     

皎然论情境──“诗情缘境发”主旨辨正

坊间著作多以皎然诗句之半"诗情缘境发"为据,以为皎然所论在于"情"与"境"互相生发,境为情源;而忽视了此半句之下文"法性寄筌空".以全诗论,皎然所论情、境,不同于物感说"心"与"物"之感发. "心"与"物"之空观,在于物迁与物不迁、有情与无情之中道.皎然并末因"境空"和"无情"而走向寂灭的空巷.心不为物迁、心不为境转,心不为情动;且能寂照双行,转物转境,这是大乘空宗中观的诗意写照.     

先秦认识论视域中的格物问题

《大学》中的格物概念尽管与古代宗教中"德能致物"的说法有其历史渊源关系,却也有重要差异,它已经不是古代宗教中的思想而属于战国时期的认识论的领域。本文从先秦认识论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思想史上众说纷纭的格物概念,并依次分析了格物概念中所包含的接物、感通和度量等不同义项。     

人感城市：智慧城市治理的中国模式

随着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聚集于城市空间，城市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城镇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三化叠加”现代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的演进。长期以来，国外智慧城市治理主要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来感知城市客观世界和物理空间，形成了“物感城市”模式。但该模式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难以感知城市空间的主观世界和社会系统。与之相对的是，我国逐渐实践出以感知和回应市民诉求为核心的“人感城市”模式。该模式以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为作用机制，以市民诉求为传感器，以扁平化结构驱动多主体协同治理，进而提升城市民意识别、风险研判、协商议事、科学决策和施策评估五方面的能力。概言之，人感城市模式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主义，其机制在于技术赋权驱动城市治理的理念转变、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进而构建超越“物感城市”的智能化城市治理模式。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智慧城市治理应走向“物感城市+人感城市”的发展路径，既要感知城市的物理空间，也要理解城市的社会系统，二者融合才能充分理解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多维性，针对城市复杂问题形成解决方案。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体验性

体验是中国古代原本就有的概念,并非来自西方.中国古代的直观思维注重具象、直觉,追求感应、感悟,截然不同于西方的逻辑理性思辨.感物是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概念,在它的身上融合着审美体验的诸多特征.体验本身是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对它的一些特征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具有瞬间感悟性、自然自由性、生命直观性、审美意向性等体验性特征.     

比兴、物感与刹那直观——先秦至唐诗思方式的演变

从先秦至唐 ,诗思方式经历了从类比联想渐次向刹那直观演变的过程。比兴为古代诗歌创作的两种基本方法 ,它们是类比联想思维的产物。然而古代艺术水平最高的诗歌却并不以比兴见长。汉代以来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 ,体现了自然的变迁对诗思重大的感发作用。魏晋以后 ,在“声色大开”的背景下 ,“物感”的经验引导了感知优先于抒情的诗学倾向。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出现即是证据。玄学和佛教转变了古人的时间意识 ,时间不再是客观存在的标志 ,而是空。空的时间意识为以静观动的刹那直观提供了基础。比兴不再必须。王维的山水诗以空观色 ,山水在刹那直观之下 ,成为纯粹现象。意境于是诞生     

“人能弘道”与古典诗学体系——以钟嵘《诗品》为中心

中国诗歌以“情”为本原,实际上体现了基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在与“物”相感中追寻鲜活的“道”、以心理本体为归宿这种具有普适真理与理性信仰高度的价值建构方式,因此成为“可以兴”和“所以为教”的最重要文艺体裁。整个诗学围绕这一核心而形成内在完备体系,情道论、心物论、文质论等一体,诗歌审美本体即由此产生的具备深层次“滋味”的意境,这是漫长历史实践中确立的永恒普适标准,诗歌内容和形式则是开放的。     

李晬光自然审美论

李晬光的《芝峰类说》(文章部)对文学的审视与批评,含纳了诗文创作理论、鉴赏理论、批评理论等各个方面。应力图从他的以“自然”、“真美”为准的本体论出发,从他的有关“感物自得论”、“创作构思论”、“自然情感表现论”、“审美鉴赏批评论”、“时代风貌论”等五个方面逐一揭示其内在规律。     

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在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影响很大,它不但影响了汉代帝国政治秩序和宗教信仰,也影响了汉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本文对董仲舒"天人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内涵及其来源作一扼要梳理,在此基础上,对董仲舒"天人思想"对汉代文论产生的影响作一详细剖析,最后就"天人思想"本身及其对汉代文论的影响作一评估.     

“天人合一”还是泛神论？——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探源

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中的物与我是二分的,其中的“物”并非纯然的实体,而是只保留审美属性的“物”。所以“物我同一”并非来自中国“天人合一”观念,而是直接继承了受耶拿派浪漫主义影响的华兹华斯“人神感通”的诗学观念。斯宾诺莎哲学与路德新教结合,为本就有泛神论传统的德国社会带来了心灵直接体悟神性的信仰方式;神内在于自然的泛神论思想不仅提高了自然的地位,也强调了人的主观情感的自由。后康德唯心主义者费希特、谢林的哲学为浪漫主义者带来象征理念,这影响了“移情说”的开山人物费肖尔对理念和形式的认识,后者提出了“生气贯注”的象征创造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移情说”的体系化,朱光潜的“物我同一”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对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来源的辨析,可以更新对现代美学话语的固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