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的书院官学化与社会教化

元朝廷对社会教化很重视,采取各种措施兴建、保护教育机构,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教育系统.元代书院官学化主要从扩大受教育士子范围、增强官方意识形态对士子的影响、为书院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吸纳保全名师硕儒等方面有助于发挥书院作为教化核心之一的作用.当然,元代书院官学化对书院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无碍书院官学化趋势的继续加强.     

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

金元易代之际,山东东平继承了金代学术风尚,成为北方的重要学术中心.元统一中国后,随着南宋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东平学风发生了向理学的转向.造成这一转向的时代动力是儒学在元初丧失文化核心地位而引发的生存危机.以延重开科举为标志,在尚文章的文士和重德行的理学家共同推动下,理学在元代完成了官学化的过程.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

两汉儒学官学化的条件是秦朝的灭亡形成的对暴力作用有限性的历史性认识 ,以及儒学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知识 ,应时演变的结果。儒学官学化的动力是君主专制和儒家的学派利益决定的 ,儒学官学化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朱子学与佛学

朱子的佛教态度是双重的,既排佛又容佛:一方面,朱子受佛教佛性理论的影响,逐渐走上注重心性本体、注重反观心源的道路;另一方面,朱子对佛教之违背儒家伦理纲常的思想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宋明理学家对佛教的态度多与朱子相类。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元中期学风的转变

元代中叶科举考试的恢复,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引起了元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趋于正、趋于实、趋于古。这种学风,对元中期雅正文学 思潮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论朝鲜朱子学与李栗谷哲学

朱子学 13世纪末传入朝鲜 ,在高丽末李朝初进一步发展。它顺应时代潮流 ,成为了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 ,并在李朝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李栗谷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朝鲜朱子学理论 ,而且还为朝鲜中后期实学思想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任继愈的朱子学研究

任继愈对朱子学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朱熹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具有把孔子和儒家经典神圣化、主张政教合一、提倡宗教道德修养和禁欲主义等特征。他探讨了朱熹的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学说,肯定了朱熹和儒教的历史合理性,同时指出了朱熹和儒教阻碍科技发展、束缚人们思想等消极性。任继愈朱子学的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朱熹和儒教的批评是对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立足当代,我们应该以更为宽广的视域看待朱子学;同时,我们也应该继承以任继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所坚持的辩证分析方法,对朱子学做出实事求是的多维分析。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论朱熹与朱子学研究的五大范式

朱熹是宋代道学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整体把握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五大研究范式,即学案设立范式、历史考证范式、体系重构范式、纵横比较范式与创造诠释范式.五大研究范式各有长处和短处,都为进一步研究朱熹与朱子学提供了重要的资鉴作用和反思启示.     

论元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

《文选》学在唐宋时代非常发达,进入元代则迅速衰落,相关的研究几近空白,直至明清时才再度繁荣。造成元代《文选》学衰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蒙元伐宋时所造成的时局动荡对儒生文士的冲击,影响了《文选》学的传播主体;《文选》与科举的词赋科密切相关,而元朝科举的废兴则导致了《文选》学的迅速边缘化;元朝科举考试时科目设置重理学的倾向加速了重词赋的《文选》学的衰落,这是元代《文选》学衰落的主要原因。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

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国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当代表象后面的本质属性,或有裨益。     

地方家族与朱子学的发展流传——以江西为例

家族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与社会各个层面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在朱子学发展流传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承还是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地方家族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地方家族是朱子学在各地各时期发展流传的土壤与媒介,因此,南宋朱子学的发展流传必须从地方家族的视域中去考量。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     

羽翼与转化：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和传播

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与传播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一方面它关乎关学的建构与生成,另一方面亦事关朱子学多面性的展示。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和传播历经金元的宗守与低沉、明代前中期的中兴和补正、晚明清初的萎靡和会通、清代中后期至民国的鼎盛和终结,呈现出朱子学接受和传播的“关中模式”:一是主导关中地区的学术形态,与全国的学术思潮保持同步;二是由会通朱王渐趋向恪守朱子、驳斥陆王转进,趋于保守。三是归属理学主敬派而非经世派。这种模式所映射出的关学与朱子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的闽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朱子学实现自我的重构和完善,将朱子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朱子学的学术面向。     

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他从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的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重要的是,钱穆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朱子心学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成就其朱子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是对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