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的书院官学化与社会教化

元朝廷对社会教化很重视,采取各种措施兴建、保护教育机构,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教育系统.元代书院官学化主要从扩大受教育士子范围、增强官方意识形态对士子的影响、为书院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吸纳保全名师硕儒等方面有助于发挥书院作为教化核心之一的作用.当然,元代书院官学化对书院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无碍书院官学化趋势的继续加强.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     

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清书院的组织、教学与藏书管理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明清两代的书院,组织管理官学化、教学管理科举化、藏书管理制度化。探讨这一地区明清两代书院的组织、教学与藏书管理,有助于深入研究西南乃至全国民族地区书院的管理规律。     

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清初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基本因袭明制,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清初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又有许多改革和创新。中央官学方面,鼓励纳资入国子监,招收例贡、例监等各类监生;地方教育方面,清代书院、社学官学化程度很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不论官学、私学,均以科举为核心,成为科举的附庸。《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文化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即清初)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状况。     

论元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

《文选》学在唐宋时代非常发达,进入元代则迅速衰落,相关的研究几近空白,直至明清时才再度繁荣。造成元代《文选》学衰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蒙元伐宋时所造成的时局动荡对儒生文士的冲击,影响了《文选》学的传播主体;《文选》与科举的词赋科密切相关,而元朝科举的废兴则导致了《文选》学的迅速边缘化;元朝科举考试时科目设置重理学的倾向加速了重词赋的《文选》学的衰落,这是元代《文选》学衰落的主要原因。     

试论李齐贤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

李齐贤是高丽末期倡导由词章之学转向义理之学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者。他曾七次入元,在元居留期间他与元朝大儒切磋、交流、学习,他还学以致用,重视用朱子学来解决现实问题,力促改革,并且注重选拔英才,教育后学,培养朱子学的传承者。     

论甲午战前清代书院改革的价值取向

鸦片战争前书院存在与改革的价值核心是保证封建政权的稳定,书院的官学化,使其变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因此,导致了以摆脱科举与理学束缚为目的的书院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继续进行的书院改革,其价值核心重在政治重建,关注的是如何恢复和修补已破损的价值体系,但这已不是在传统范围内的循环重复,因为西学的影响,使它有了新的特质。在“通经致用”政治目标下,由汉宋兼采,逐渐向中西兼采过渡,为“新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思维模式,成为书院价值理念转向近代化的桥梁。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

金元易代之际,山东东平继承了金代学术风尚,成为北方的重要学术中心.元统一中国后,随着南宋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东平学风发生了向理学的转向.造成这一转向的时代动力是儒学在元初丧失文化核心地位而引发的生存危机.以延重开科举为标志,在尚文章的文士和重德行的理学家共同推动下,理学在元代完成了官学化的过程.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

两汉儒学官学化的条件是秦朝的灭亡形成的对暴力作用有限性的历史性认识 ,以及儒学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知识 ,应时演变的结果。儒学官学化的动力是君主专制和儒家的学派利益决定的 ,儒学官学化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他从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的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重要的是,钱穆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朱子心学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成就其朱子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是对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士人、家族与朱子学的接受及传布:以门人程端蒙为例

通过对南宋士人程端蒙之家世、地域背景、求学机缘以及学术思想等的细致叙述与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朱子门人程端蒙虽然早卒,但由于其所属之德兴县的独特的朱子学氛围,他不仅能够领悟朱子学要旨,而且能以求道修身为己任,并与同邑学友董铢等人一道,对朱子学的发展和流传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陈淳的《北溪字义》

作为义理之学的朱子学,陈淳对朱子学的重要概念范畴的理解和疏释,以及其理论思维体系的诠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陈淳不仅详尽地记录了他与朱熹答问、其他学友与朱熹答问等600余条,忠实呈现了朱熹的思想,而且在探索、研究朱熹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中,撰写了《北溪字义》,为人们理解朱熹哲学理论思维起到教科书的作用,也为传播朱子学提供了易简的、入门的著作。     

羽翼与转化：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和传播

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与传播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一方面它关乎关学的建构与生成，另一方面亦事关朱子学多面性的展示。朱子学在关中地区的接受和传播历经金元的宗守与低沉、明代前中期的中兴和补正、晚明清初的萎靡和会通、清代中后期至民国的鼎盛和终结，呈现出朱子学接受和传播的“关中模式”:一是主导关中地区的学术形态，与全国的学术思潮保持同步；二是由会通朱王渐趋向恪守朱子、驳斥陆王转进，趋于保守。三是归属理学主敬派而非经世派。这种模式所映射出的关学与朱子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的闽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朱子学实现自我的重构和完善，将朱子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朱子学的学术面向。     

禅儒一致构造与中世日本朱子学

早在镰仓时期,伴随着日本临济禅宗的确立,在禅儒一致的构造下,朱子学的相关典籍就以禅僧为载体传入日本。就朱子学这一学问体系的承载而言,由于专门承载朱子学的日本儒者阶层的长久性缺失,导致中世日本的朱子学实际上不得不依托禅儒一致的构造而得以被动地存在着。但是,正因为禅儒一致构造的存在,造就了以禅僧面目出现的儒学问僧,其对朱子学的钻研,为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的兴盛提供了学术条件和基础。     

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基于东亚视角的考察

从东亚视角考察朱子学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朱子学的中心出现了多次转移。在朱子之后至罗钦顺去世之前，朱子学的中心无疑是在中国。罗钦顺之死以及16世纪中期韩国性理学的高度繁荣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转移到了朝鲜半岛。16世纪末叶至17世纪前期韩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的崛起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了日本列岛。朱子学的两次中心转移现象背后的动力是天理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