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关学的重建具有启示。     

语境与诗史互证的对比

语境是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阐释力;诗史互证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要的研究方法;文章把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史互证法并置、比较,认为语境的研究范围广泛.而诗史互证所涉及的所指,则是较为集中的;文章认为语境与诗史互证是交叉关系,语境性质与"诗史互证"之中"史"的文献性质相同在于二者都具有层次性,相异在于前者具有动态性和历时性,后者则具有静态性和共时性;语境概念明确地引入古典文学的研究似乎有利于拓宽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使诗史互证等方法在传统基础之上融入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元素,在方法论的系统化与学理化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诗史互证"的文化语境溯源

清代以来,诗史互证作为阐释学方法,虽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文学与史学研究,却几乎不曾关注其生成语境问题。中国文学与史学的传统为"诗史互证"观念和方法的孕育诞生,作了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充分准备。这一阐释学范畴的提出,实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史学观念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也预设了它的限度。     

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

陈寅恪在其学术著作中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资料的运用,对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显示了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开启了"文史互证"的研究典范。通过考察陈先生中后期的相关著述,能够探析他对文学特别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态度以及这些著述所呈现出的文化取向和深邃而丰富的人文精神世界。     

“文史互证”的极限

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视角关系在性质上属不同类型 ,不可互相转换。历史叙事要求在实证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建立史实“真实性”的分辨尺度 ,而文学仅在形象性和直观感性的前提下谈论“本质”的“真实性”标准。两者之间关于“真实”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因而在使用范式方面不可通约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陈寅恪“红妆”研究与《红楼梦》

陈寅俗虽无研究《红楼梦》的专文,但在其他论著中,特别是在《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红妆研究论著中却反复提及《红楼梦》。他关于《红楼梦》的论述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整体评价方面,认为《红楼梦》是大事均有所本的写实之作,后四十回亦为曹雪芹所写,全书结构不够精密等。二是在红校研究方面,经常以《红楼梦》作为参照系,将其所赞颂的历史上的真实女性（如柳如是及《再生缘》的作者陈瑞生）与《红楼梦》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如林黛玉）进行比较,从而寄寓自己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独立等诸多情怀。     

陈寅恪诗文中的长沙“旧巢”情结

本文作者认为,陈寅恪先生不仅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而且是一位颇为恋旧的“世家子弟”,这在他的大量诗文与交友中反映出来。     

略论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在唐代被称为"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于文学研究与创作中,使"诗史"概念的内涵扩大与转型,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新宋学观与陈寅恪的佛教研究

陈寅恪治学,有一个探索中西文化交融汇合之"正道"的情结隐伏其中,由此,其治学便与宋学结下不解之缘.陈寅恪视宋学为传统文化发展高峰,而宋学离不开佛家义理的滋养,故由宋学返之佛教研究便成逻辑之必然.从陈寅恪先生精研佛学中,可洞见其"历史情怀"中的"现实关照".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陈寅恪的“旧巢痕”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篇至痛至哀之文 ,而陈寅恪寄寓其中的历史之感与家国之情均由“旧巢痕”而起 ,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创作“心理原型”。因而 ,对此“旧巢痕”意象加以详细审视和追究 ,似可找到陈氏之诗的根源所在。陈氏之“旧巢痕”一语 ,大致有远、近二源。其远源始于北宋著名诗人苏轼 ,其近源则见诸乃父散原先生 190 1年所作《书感》一诗。而其深层含义 ,则宜解读为那个直接生产了中国旧日世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之彻底崩溃。     

杜国庠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兼释陈寅恪先生诗“西天不住住南天”句

杜国庠先生担任广东学术界主要领导期间,尽可能保证陈寅恪先生的良好工作条件。他对陈寅恪先生的真诚尊重,源于他崇高的人品,深厚的人文精神,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良知。     

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     

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 ,同时也是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定义 ,他的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精辟论断 ,至今也无出其右者 ,其见事见理之明察深刻 ,举世罕有。而这均因其“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品格使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 ,同时读读陈寅恪 ,也许会使我们更冷静、更理智 ,对强国之梦的实现 ,也会更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