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实力转变理论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实力转变理论认为,当新兴大国的力量接近霸权国时,它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不满以及对挑战现存国际制度体系成本收益的考量将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本文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了界定争霸国的两个基本标准:实力接近程度和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不满意的程度。争霸国需要在综合国力上达到霸权国国力的80%,并且是不满意现状的国家。论文进而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中国在实力上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比较大,同时又是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受益者。论文最后指出中国应该努力维持与霸权国美国的合作关系,将制度目标限定在获取更多的决策权而不是改变制度规则上。     

在世界大变局中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方略和新视角

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和创序的"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秩序,同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在妥善应对这场新式且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为此,要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的国际秩序观,并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全球观和新人类观,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它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并通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的变革与建设。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密切相关,学者只有对这三个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全球治理能力和崛起战略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方能把握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首先,在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议题领域中,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与传统强国近似;其次,虽然新兴国家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制约,其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再次,新兴国家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和区域性合作联盟的崛起战略,能够增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谈判能力;最后,虽然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现状发起的挑战不具有革命性,但这些国家与传统强国间常发生能够破坏全球治理的冲突.因此,全球治理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维持新兴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新兴大国和传统强国进行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论多边主义价值性的基本构成——以包容和人本价值为视角

多边国际体制存在开放包容与垄断排斥、共赢合作与零和对抗的价值论争。价值性探讨是多边主义不可回避的构成维度,它关乎多边国际秩序的合理改革和发展方向。开放包容是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其要求国际秩序具备容纳多元的体系特征,“一多不分”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治理的实践格局。同时,多边主义包含浓厚的人文色彩,以人为本是国际秩序构建过程的本位价值,其集中反映于国际法理论演进、规则创制和运行全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多边主义相呼应,实现了开放包容与以人为本的高度统一,是新时代多边主义价值性的中国方案。     

少边主义、美式联盟及对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影响

在多边进程受挫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少边主义开始盛行,并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利用。在国际经贸领域,关键产业中的重要环节被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垄断,使得少边主义也能影响相关供应链布局的改变和规则的制定。少边主义的路径可分为开放式与封闭式。近年来,诸多美式联盟体现为典型的封闭式,具有针对个别国家的战略工具定位,背离非歧视与全球化的原则,因此不仅不会成为多边主义的补充,反而会损及多边治理机制。即使作为被美式联盟针对的主要对象,中国仍然践行开放的少边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未来也应当充分利用好经贸大国的影响力权重。     

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

中美国力的"一进一退"可以说是国际大变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体系意义变量。对自诩是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遭到挑战,日本的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它竭力稳定这一秩序,并借此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日本的"印太构想"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日本意欲联合各方,一方面通过多维度对冲在安全领域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在经贸领域勾勒一个体现日本意图但又容纳中国的多边制度框架,以实现与中国的兼容性竞争。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知的同时,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构建互利双赢的中日关系新格局。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 ;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 ,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 ,应从区域秩序着手 ,同时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 ,逐步加强在国际秩序建设的议程创设能力 ,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     

全球新兴生物技术竞争态势与管控机制的探索

新兴生物技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其蓬勃发展为当代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条件。大国竞争背景下,新兴生物技术竞争日趋激烈,这必然产生大量不确定性风险,对全球生物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如果大国间生物技术竞争走向失控,那么就可能使相关国家陷入“安全困境”,进而诱发军备竞赛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传统的生物技术管控机制已无法跟上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需求。全球化时代,应该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充分发挥国际社会中各主体的功能,构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强化生物技术行业内部自律,充分发挥新兴生物技术对生物安全治理的积极作用,有效管控生物技术竞争。     

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困境及对策分析

"治理主体的虚拟性与权力的缺失"、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属性、"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进程的不同阶段"基于对不同偏好而形成的独立效用函数和利益认知所表现出的政策取向、无政府状态下体系结构的逆向奖惩机制共同构成了当今全球气候多边治理陷入困境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公正原则的探讨有助于厘清各方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通过对联系性补偿与动态性补偿原则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具体责任的分配与共同行动的展开,进而厘清当前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政治博弈中的中国责任与角色。     

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及其地缘影响

随着世界权力中心发生转移,世界回归大国竞争,大国回归区域竞争,亚太区域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大国以区域制度为载体和工具展开战略竞争,出现了竞争性区域主义新现象,其表现出区域重叠、功能重叠及大国互斥的鲜明特点,且呈现出轴辐型、同心圆型与相交型三大形态类型,构成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基本内涵。新建竞争性区域制度、扩大区域制度、阻止竞争对手建立竞争性区域制度,以及破坏竞争对手已经建立的竞争性区域制度成为大国区域竞争的主要路径选择。大国在亚太区域竞争的过程也重塑亚太区域秩序。一方面,能够维持区域安全稳定,促进区域制度创新;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区域发展碎片化及区域认同悬浮化,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开放的诸边主义: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改革的路径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未来几年面临着重要的治理挑战。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新战略,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转向以封闭式诸边协定(PAs)和开放式关键多数协定(CMAs)形式为主的诸边主义。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俱乐部中的俱乐部"。诸边主义兴起同时带来了机遇和风险。它既可能重振世界贸易,使世界贸易组织现代化,也可能会使全球贸易体制碎片化。政策制定者应利用诸边治理的效率和有效性,同时限制诸边主义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贸易制度的负面影响。为了诸边主义有效和可持续,它必须与多边准则和原则相结合,任何诸边办法都应提供灵活性的空间,以便在多边层次上促进最终的一致。     

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崛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本文认为,中国外交的走向是和平与合作,融入现行国际政治秩序,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威胁论"缺乏理论与现实依据.     

国际体系结构变化趋势及对新兴大国的容纳

“遏制”与“融合”是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关系互动的两种主要的理论 范式。现实主义各派思想的基点和政策出发点是“遏制”;自由主义各派的核心思想是“融合”;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其互动方向具 有可选择性。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关系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同时发展的 双重特性,增加了新兴大国和平地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可能性。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全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结构性权力竞争——以专业性国际组织FATF为例

为什么在军事等强制性力量使用受限的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拥有国际秩序中的决定性权威？“结构性权力”解释框架将金融信贷、知识生产提到了和国家安全、产业布局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极具洞见性的观察和预测。相较于其他三个维度,知识生产仍是结构性权力相关学术讨论的薄弱点。本文提出知识生产如何发挥作用的分析框架,即知识生产在结构性权力建构和运用中,因其在概念框架界定与议程设置、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合规评估、监督与制裁中占据关键性角色而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选择当今全球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最权威的国际金融制裁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为案例,以档案查询和对FATF国别专家进行访谈为方法,通过对FATF概念框架界定与议程设置、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合规评估过程、监督与制裁机制的分析,呈现“知识生产”在新时期全球治理结构性权力竞争中的关键角色和重要作用,同时讨论了知识生产与国家实力、国家战略的关系,提出知识生产这一结构性权力竞争的非零和博弈特质。最后部分总结了“知识生产”作为中国提高全球治理结构性权力入手点的具体策略。     

英国“印太政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诉求

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作为曾经的域外霸权国,英国的"印太政策"体现出内在的承继性与代表性。通过梳理和考察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发现英国尽管在整体上从属和联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但其"印太政策"具有自身的路径依赖与政策目标。具体而言,英国依托帝国历史遗产,通过提升与局势稳定英联邦成员的合作水平,同时加大对欠发达英联邦成员的援助力度,强化与印太地区英联邦国家的历史纽带。与此同时,英国持续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发挥印度洋领地的战略支点作用,加强与南太岛国互动,以提升在印太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此外,英国还通过加强与域内大国的良性互动并借助地区多边机制,参与大国地缘角逐与战略博弈,以维持在世界关键区域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