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有所缓解,但存量失衡依然高企,全球多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全球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体之间贸易不平衡,经济体内部两极分化以及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统一,由此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全球失衡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根源所在,而周期性特征和政策性调节影响了全球失衡的中短期动态表现。在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关键在于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要处理好经济体内部结构性矛盾,实现国内经济的充分平衡发展,在全球失衡下化被动为主动;另一方面要防范外部冲击,有序推动本币主导下的金融开放,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并适时提出基于规则的新国际治理体系,在新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

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科学判断和系统把握国际秩序变革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应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从历史视域下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演进、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以及"百年大变局"下日本对秩序变革的应对三个方面来分析日本的相关认知与实践,发现:"华夷秩序"下的日本,基于实用主义原则,在尊崇秩序中心的同时努力维护自身独立性;到近代,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日本谋求摆脱、参与颠覆"华夷秩序",实现"脱亚入欧",继而又从欧美主导秩序的追随者转变为挑战者;经历战败、美军占领、民主化改造后的日本,选择接受并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并保持动态调整、努力趋利避害,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际秩序观。百年大变局下,日本致力于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修补陷入危机中的国际秩序,其与秩序的互构关系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又呈现出新特点。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权力结构变迁

新兴国家崛起正在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等级权力结构,给国际政治带来了经典的结构性张力。但是,新兴国家崛起又具有三个全新的结构性特征,包括国际体系的扩展、新国际安全关系和"区域极化"等。这些特征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激烈的大国冲突甚至霸权战争,另一方面又为新地区国际秩序的出现注入积极因素。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如何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全球发展倡议需要有序推动制度化建设,国际制度和组织是全球层面合作的主体平台,从国际制度层面审视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利益、规范、话语和过程是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基本考虑因素。其中,利益共享是制度建设的基础,规范共融是制度建设的优势,话语共通是制度建设的保障,而过程共创是制度建设的特色。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路径主要包括通过现有国际制度进行推动,新建专门性的全球发展倡议组织以及打造基于“倡议+”的国际制度对接模式。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性安排要以“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周边地区制度建设为首要,以联合国制度对接为主导,以非正式制度为突破,通过制度建设展现一个更加普惠、平衡的全球发展图景。     

制度弹性、变革程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路径

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演变,国际经济制度变革也日益频繁,但不同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略有不同。既有研究从现实主义、制度主义等多种视角对制度变革的原因、制度变革的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文兼顾外部因素与制度内部属性对制度变革的影响,尝试基于制度弹性和变革程度来分析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差异。其中制度弹性受制度领域特性与主导国否决能力影响,变革程度则受变革能力和制度取向的影响。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类型可概括为搁置变革、程序性改革、制度性改革和制度创建。通过对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动IMF改革、欧盟与新兴国家推动G20机制升级、中国创建亚投行等案例进行分析,基本可以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设。对于中国而言,今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制度,对此要更加重视制度变革研究,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制度影响力,促进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应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中国式现代化与大国外交之道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夙愿和光荣梦想,也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发展中形成的世界性潮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未来五至十年的外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和全面谋划,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好新时代外交等重要问题,为我们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辩证统一关系,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逻辑及在现代化新征程上的实践路径。     

国际体系中的变与不变——“长和平”秩序的机理及启示

冷战体系中超级大国关系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等级制度缺失情况下“长和平”秩序的形成,这种秩序的形成与维系不仅依赖于以意识形态对抗为基础的观念结构,也依赖于美苏两国以实力竞争为基础的物质结构以及一系列审慎的自我约束和控制机制。“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体系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和平重组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但维系“长和平”秩序的规则有些仍发挥作用,美国在冷战时期确立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边界依然存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仍需较长时间才能实现。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论国际制度视角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

国际制度对每一个开放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国家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和参与程度,可以透视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从国际制度的视角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并以国际制度理论深入分析每一阶段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中国处理好国际关系,保障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虽然雅尔塔体系从没有规定美国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并单独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独一无二的实力和地位,美国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主导国(霸权国),进而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它也因此将国际公共产品视为自己的国际政治工具,尤其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美国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凸显,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逐渐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修正者、建设者,甚至是供给者、创新者。中国角色的变化源于中国实力的变化,既包括经济实力等的增强,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政策对国际社会的重要影响。"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中国提出并与世界各国共同建设的一种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且从多个维度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改革动因论析——基于政策目标、制度变革与权力配置的视角

回溯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60多年来的演进历程,可以观察到其所经历的休眠、活跃与理性回归三个阶段的演变,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相关条款的修改所引起的股东代表诉讼行为的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对股东代表诉讼从抑制到激励再到从限制中取得平衡的立法演变,正是由日本政府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企业法规范目标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