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气候安全威胁美国的国计民生

本文通过在美国访问期间所作的《美国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调查问卷》数据报告,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来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安全和间接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限于它本身带来的生态威胁,由其所产生的国际冲突、资源争夺和国际干预也对美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问卷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在中长期（至2025年前后）将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比较重要的因素,美国国内对于气候安全的共识将会逐渐加深。美国对气候安全政治化和国际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深入,这会给未来美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新的动力。世界各国应对美国的气候外交有所关切,并在合作中进行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东盟十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积极投入,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合作,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气候治理机制,开展的气候治理项目不仅局限于东盟内部,更包含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助。东盟气候治理合作开展以来,主要有实施力度有限、成效不明显、气候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和平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道路,和则双赢,争则双损。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博弈的哲学思考

当前,气候变化渐趋引起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并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政治、经济焦点之一。各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共享成为各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基础和底线,也是国际立法操作性的砝码。若综合而前瞻性地看,气候问题的继续升级将打破国家间政治冲突之壁垒,世界各NA~-Jk-会更大程度地力促合作,趋向于“大同”治理。     

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外交应对

当前,国际社会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把一些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诱因简单地归结为气候变化,尤其是把一些军事性冲突武断地归因于气候变化,夸大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一些西方大国是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试图给新兴发展中大国贴上全球气候安全破坏者的标签,借机为推动安理会对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干预和遏制措施寻求法理依据。中国必须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敏锐把握西方大国政治观点的理论漏洞并坚决予以驳斥。在气候变化与武装冲突的关联性方面,当前国际安全学界的科学研究总体上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中国的气候外交中,要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加强观念沟通,阐释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加强安全共同体意识,加强南南合作的力度。     

“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

在全球和次全球(区域)体系中,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新兴大国,其上升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周边邻国的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在全球"复合依存"架构下,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融合与多领域的合作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新趋势,即将自20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经济外交和针对中国大周边邻国的"外交魅力攻势"紧密结合。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和解"策略,增进经济合作和政治磋商,并最终促使双方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澳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当中国凭借其新增的财富和力量获取相应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要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并进行自我约束,避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     

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中国外交转型的政治考量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外生压力,中国外交的得失则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在驱动。中国外交应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实现外交转型,由陆向外交延伸至海向外交,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发展海洋周边的外交关系,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既要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思维,又要有立体、多元、跨时空的视角,转变观念,担当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SPECIAL ISSUE：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GOVERNANCE EU and China： Destined to Be Partners in Shaping the Post-Kyoto Regime？

欧盟和中国注定要成为伙伴,努力争取全球气候变化管理的第二承诺期,打造能够迎接21世纪可预期挑战的后京都制度。支持这个论征的基本思路是,与其它主要国家（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加拿大）相比,如果《京都议定书》升级失败的话,损失最大的将是欧盟和中国。反之,如果这一制度将以现代的形式继续生存,并且更为全面地应用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那么欧盟和中国则将是最大的赢家。也就是说,欧盟和中国如果希望更有效、更低成本地实现各自有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目标的话,它们别无选择,只能一起合作。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北极航道：欧盟的政策目标和外交实践

气候变暖和海冰的快速融化向世界展示了北极航道开发的经济前景。经济上高度依赖贸易和海上运输的欧盟对参与北极事务和北极航道开发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也面临着北极国家和北极理事会一定程度的排斥。欧盟充分利用北极多层级治理结构的特点,开展多支点外交,将自身在北极的利益与北极生态环境保护和北极治理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公共产品提供者;同时,以市场和投资为手段使自己成为北极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合作者。中国与欧盟在北极事务上具有许多类似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立场,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     

“承诺”何以“兑现”：全球气候资金落实机制的建构因应

全球气候资金的供给和使用是各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供资国和用资国在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不断深化,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有意推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基金的注资和运作,但资金承诺落实路线仍不明朗。气候资金各方博弈表现为供资国和用资国之间的互动叙事。从价值共识、规则约束和国家利益的逻辑来看,全球气候资金落实的困境主要源于利益博弈失衡所致互信缺失。中国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重要缔约方国家之一,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供资承诺,履行供资义务。通过细化资金承诺不遵约情事程序,建立资金使用方效益评估机制,进而体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责任本位和程序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气候变化条件下海洋环境治理的跨制度合作机制可能性研究

气候变化给全球福利带来的负面冲击日益显现且有恶化之势。海洋对气候的调节作用促使人们深度挖掘海洋治理对人类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功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气候变化与海洋治理的制度沟通架起了桥梁,在气候变化的巨大冲击下海洋治理应当走跨制度合作之路。     

欧盟碳中和立法及其对我国的挑战和启示

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其气候政策与法律的推进可以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的间接减排模式、《京都议定书》出台之后以降碳为中心的强制减排模式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出台以来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自主承诺模式。自提出2050年建成“碳中和大陆”以来,欧盟积极推进碳中和立法,实施“绿色新政”,出台《欧洲气候法》,并启动“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计划,形成了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气候行动评估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欧盟碳中和立法对我国而言既有挑战,也有启发,我国需要对欧盟在引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以及实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予以积极回应,同时也可以借鉴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有益经验制定《碳中和促进法》,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