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     

试析印度莫迪政府与非洲关系的新态势

出于提升大国地位、实现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联系海外印度人等因素的考虑,莫迪政府更趋重视非洲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印度人民党政府将在继承国大党政府时期印度与非洲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非外交的互动规模,拓展印非经贸合作的领域与空间,加快与环印度洋非洲国家防务与安全合作,重视通过向非洲推介其民主政治成功经验以及加大对非文化、科技援助等方式,提升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印非关系有望获得进一步深入,这不仅在于印度人民党政府在深化对非关系上具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还在于印度加强与非洲合作的农业、卫生等重要领域适应非洲国家的需要。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东向”外交

本文从能源安全视角解读印度“东向”外交的动力和目标。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发现,印度政府、国家能源公司等行为主体在“东向”外交区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政策工具获取能源利益,能源安全维度已经构成“东向”外交的重要目标,而且随着印度国内能源供需赤字的扩大,能源安全维度的权重逐渐上升。从能源安全视角研究“东向”外交,可以对印度在海外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径和规律有一个初步认知,即遵循政治外交与能源合作相互推进和借重的基本逻辑,以及国家在保障能源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现实主义规律。     

美国强化环孟加拉湾地区政策:措施、动因及影响

自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地区的战略愿景以来,孟加拉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美国不断加大对该地区外交、安全方面的投入,试图通过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在保持其优势地位的基础上,推动印度扮演"责任承担者"角色,自己居于幕后成为保证区域安全的支配性力量。同时,美国还试图在该地区拓展伙伴关系,参与地区机制建设,运用排他性制度制衡策略阻挠中国在区域内的制度建设努力。美国在该地区采取的疏离或针对中国的举措明显出于"大国竞争"的战略考虑,这必然会压缩两国维护共同海洋利益的合作空间。同时,"下注印度"会诱导印度在孟加拉湾采取强势海洋政策,最终导致中印美在该地区的战略互动朝对抗性方向发展,干扰地区安全治理模式的选择与进程。美国在环孟加拉湾地区的政策调整能否达到其预期目的,还将受到自身实力相对衰落、印度的态度及区域内中小国家外交决策偏好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市场角色主体关系及我国转型市场的角色主体转化

市场角色主体关系主要体现为政府角色、企业角色和消费者角色之间的结构关系。在我国转型市场时期,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作为市场角色主体,其角色主体结构关系倾向于政府角色——企业角色的结构取向,而成熟市场则是以消费者角色主体为核心取向的结构关系。在我国转型市场角色主体转化过程中,要依据市场自身规律,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市场定位,政府要通过克制过急心理来调整其决策行为,企业要通过营销竞争来提升其竞争理念,消费者要通过品牌选择行为的成熟来促进市场发育,来完成市场角色关系的和谐有序转化。     

印度推进“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的政策路径——兼议其与中国经济走廊倡议对接的愿景

在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积极推进同南亚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印度莫迪政府主导的"孟不印尼"(BBIN)次区域合作的战略诉求与政策取向值得关注。从发展的视角看,作为追求地区影响力的工具,印度的目标并不限于"孟不印尼",地区内形成"BBIN+2",跨地区以BBIN为纽带有选择地强化与其他倡议对接,将是印度未来的政策方向。地理上的接壤成为中国推动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然而地缘政治因素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倡议与"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对接的前景。为推动中国与南亚次区域合作的有效对接,需要在合作理念和参与途径等多个层面加以规划。     

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

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中国政法大学林晓光近年来，日本政府谋求作为＂国际国家＂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并力争发挥主导作用，注重外交战略的综合性、多层次性、全方位性，即推行所谓＂大国外交＂。通过国际合作加强环境保护，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即...     

政治大国视域下的印度对非洲经济外交探析

印度对非洲的经济外交是印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对于全面推进印度的大国战略、实现其大国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凸显出民生导向的特色:在经济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等领域加强民生援助;在经贸合作领域印度大力扶持惠民产业发展,跨国企业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效,非洲国家支持印度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战略推进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把握印度对非外交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对非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本文基于微观认知心理机制、来解释国家对外政策议程为何时而凸显合作、时而转向竞争的演变逻辑。考察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发现,为保持与自身愿望一致,莫迪政府会通过诱发定势、历史类比这类锚定效应,以及愿望思维、独立型自我图式这类机制来识别中方意图及判断自身面临的处境,并据此设置对华政策,这表明战略自主性是调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动力。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导向需求成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一项重要心理机制。在固有认知局限的影响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总体上表现出竞争中有限合作的特征。最后,文章尝试对未来如何管控双方分歧提供认知心理学层面的启示。     

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基于角色理论的探讨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角色经历了由"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东亚政治格局的两个重要双边互动结构——美日和中日,限定了日本所应扮演国家角色的内容,同时也制约了日本的对外行为。面对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中美两国的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日本政府分别以角色交替和角色转换的手法来化解自身所承担角色的内在冲突,缓解了东亚地区局势的内在紧张。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府明显背离了中国对它的角色期望,开始以一个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改变打破了东亚国家间原有的共同期望,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安倍外交依旧处于"角色试扮演"的阶段,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并未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完成角色的重新分配。日本最终只能回到安倍执政之前所确定的国家角色中去。     

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国家角色转变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建构“自由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和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西方世界涌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风潮,美欧等国纷纷“夺回主权”,全球化受到严重阻遏。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莫迪政府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布局与关系拓展

印度莫迪政府执政后,逐渐加大在西印度洋区域安全布局与关系拓展的力度。印度的安全布局与关系拓展以军力部署、安全关系拓展及构建区域安全架构为主要样态,通过印度海军的力量存在及任务部署,双边层次上安全关系的拓展及深化,多边层次上培育合力、塑造区域安全架构并逐渐凸显对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偏好,印度着力构建区域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基于对不同行为体的功能判断,印度主要凭借与选择性安全伙伴及重要战略攸关方的合作,以建设和提升海域感知能力为重点内容,共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虽受制于经费预算、能力缺陷等多种因素,印度战略意图的实现面临各种阻滞,但依据其实施举措、方式、趋向,未来发展态势及动向值得进一步关注。     

非正式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南亚外交的新取向

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南亚外交的主要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为中国引入非正式合作制度工具和谋求从双边到多边的地区外交升级提供了机遇,以新时代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建设为重点、政治信任为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互嵌、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安全为主导规范、地区公共产品新平台为补充的非正式合作制度网络初步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南亚外交正出现两大新取向：一是增添安全新内涵,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发挥毗邻大国的独特作用;二是补充地区新层次,建立地区合作新框架,培育多边共识和引导地区认同。疫情、大国博弈与阿富汗变局是导致中国南亚外交升级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议程变化和传统秩序观的价值回归则是内生动力来源。中国南亚外交的多边实践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奠定了良好开局。     

印度战略地位的凸显及对我国的影响

长期以来 ,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是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近年来 ,它更明确地把“成为世界六大力量中心之一”作为其战略目标。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印度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我们应审时度势 ,恰当估价印度在我国外交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 ,高瞻远瞩 ,增信释疑 ,趋利避害 ,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对印关系。一、政治局势相对稳定90年代中 ,印度政府出现频繁更替局面 ,但政府更迭均按民主程序进行 ,政治形势是动而不乱 ,国家发展进程未受大的影响。政治结构基本完成了三足鼎立—两党对峙—联合执政的组合过程。( 1 )全国民主联盟力量雄厚。该…     

理论、机制、能力:加强中国外交研究的思考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世界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不仅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变量,也成为影响世界的稳定力量和塑造者。这些变化也使中国外交面临转型。中国外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转变为大国外交,外交内涵进一步明确,外延扩大,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任务变得艰巨,海外利益保护任务日益多元。中国外交的工作量与日俱增,工作性质日益复杂。面对这些变化,学界需要加强针对性研究,如世界秩序与格局演变、外交理论凝练与创新、外交机制调整、外交能力提升、外交新领域拓展等,同时也需要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更好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智力支撑,助力中国外交顺利转型为大国外交和强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