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实现中区块链应用的法律挑战及应对

区块链应用于普惠金融领域创新的实质驱动力究竟因何而生,是研究普惠金融实现中区块链相关法律问题的前置命题。由金融投资者的利益追求转向金融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在投资者驱动金融创新领域内并非一种新现象,只是该需求经常容易被忽视。通过指明金融创新现象背后的成因与逻辑关联,对于进一步充分合理运用区块链,实现普惠金融、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分析区块链普惠金融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性框架。     

数字金融服务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现实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趋势是推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推动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06-2017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增加数字金融服务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以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金融服务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手段。提供数字金融服务能够将普惠金融拓展到以前与银行没有接触的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研究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都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时,本文还将这些因素对普惠金融产生影响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辽宁省普惠金融发展问题

经济新常态下,辽宁省产业结构发展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面临严峻挑战。在信息技术革命发展成熟的今天,以数字技术为工具,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供给,满足弱势人群对普惠金融的需求,推动辽宁省发展普惠金融发展,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辽宁省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性,根据辽宁省目前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探讨现行普惠金融存在问题,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研究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小额信贷发展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小额信贷”的理解存在偏差,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速度快,存在“目标偏移”的倾向,社会资金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脱节.指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在路径选择上应该注重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培育.提出从开展社会绩效评价、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实现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政府市场结合的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支持策略

小微企业融资,既需要市场机制,也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基于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逻辑,普惠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策略应该是:培育小微融资市场主体,使市场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内在机制;实现小微企业融资基础设施全覆盖,降低小微融资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利用小微企业融资政策,激励融资市场主体扩大和创新小微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     

我国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校验机制研究

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不断出现高评级债券违约事件。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发展多种评级,以期提高债券评级质量。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如何综合发挥校验作用。基于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不同付费模式评级发挥校验作用的机制在于投资者的反应:当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两种模式评级差值增大,投资者不以单一评级结果进行债券定价,而是根据评级差值调整债券价格。基于2011—2020年企业债评级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随着评级差值增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会降低后续评级,且评级差值对单一信用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偏正面的私有信息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而以中债资信为代表的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私有信息则不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均体现出单一评级模式在定价方面的弊端。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鼓励发展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并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内部评级,以充分发挥多种评级模式的交叉校验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协调发展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体系,对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展开理论探究,并以国内30个省级行政区2001—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高素质人力资本、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较强交互,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公共服务供给可有力协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且有10%～20%影响效能经由公共服务供给这一中介路径实现。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明确验证公共服务供给的中介传导路径,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新证据。     

内生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基于山东临沂的调研

本轮农村金融改革的特点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外生"主导与"内生"成长不足并存。研究结果表明,外生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供给涉农贷款方面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导致其在农村金融供给上,仅能在有限层次上发挥作用。内生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立足于农村本地,能有效降低涉农贷款的交易成本,增加农村信贷供给总量,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了外生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没有触及的地带。培养内生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增强农民金融意识、培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移除制约其内生成长的制度约束。     

小额贷款公司能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吗?——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普惠金融旨在通过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小额信贷业务作为普惠金融制度的一项基础环节,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制度瓶颈。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及其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需要根据现实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小额贷款公司能否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借鉴联合国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想,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编制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山东省为样本地区,对山东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小额信贷机构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内部经营水平、增加贷款规模等措施都能够对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提高对"三农"的支持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覆盖水平;降低贷款利率、提高短期贷款占比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使用成本。     

可转换债券──中国证券市场上一种新的金融工具

可转换债券．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投资工具，它兼有债券和股票的双重特性．是一种混合型的投资工具。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可转换债券。以其风险小收益大的优良性能而受到众多中长期投资者的青睐。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可转换债券试点，“南化转债”和“丝绸转债”的发行和上市使得可转换债券成为市场之焦点．这一新的证券品种的推出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一种较为灵活的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     

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来自1 867个县（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来自中国1 867个县(市)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就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生产率增长提出了继续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加金融资源在中西部的投入等政策建议。     

政府作用与金融普惠:国际经验及中国改革取向

基于相关文献,从理论和国际实践视角,回顾和述评了推进普惠金融中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定位,以及普惠金融政策框架,认为政府在金融普惠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取代或过度干预市场,应发展市场友好型普惠金融体系,兼顾金融稳定与金融普惠双重政策目标,制定实施普惠金融战略,实施一揽子改革计划,确定恰当的政策领域等。进而对中国的金融普惠政策与普惠导向的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进行简要分析,指出:金融普惠需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尽快制定实施金融普惠战略;适度降低农村金融组织准入门槛,发展合作金融;减少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机构或服务给予税收优惠或费用补贴、风险补偿;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将金融普惠政策与扶贫政策、农业政策相结合。     

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选取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因素后,以年换手率作为投资者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投资者过度自信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股票错误定价,从非均衡定价的角度直接衡量投资者过度自信,进一步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相似的结果.因此,如何有效减少投资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决策,应成为未来引导企业投资政策关注的重点.     

金融衍生工具使用对机构投资者影响的理论分析

我们放松了CAPM模型的理论前提,舍去信息传递无成本和预期一致性的约束条件,对机构投资者基于不同目的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结果分别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对机构投资者业绩的影响与其使用目的有关。本文提出了投资收益中性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对投资者绩效的影响机理。我们的一些发现为解释金融衍生工具领域内的一些普遍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金融支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进了农村信用平台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从乡村治理模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升级网格化治理模式。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金融素养不高、金融支持体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因素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系,建立"基层+数字"治理机制等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农村普惠金融监管与创新:互动与耦合

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同时在传统制度的影响下,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着许多障碍。在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互动与耦合是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点。农村普惠金融应坚持公平、创新与责任的基本理念;应基于农村金融发展路径沿革与监管价值之转变,重新定位金融监管价值;应从现实角度出发审视当下农村金融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偏离。同时,必须达到互动与耦合局面的目标,纠正偏离,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监管。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