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拓进中的回望：美学本体论的发展历程与终极形态——兼论“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的转型

美学本体论问题的发展态势在美学史上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即经由以“客观论”和“主观论”为主流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走向符合美学特殊性的“主客二元合一论”阶段。美学本体论之所以走向这样的终极形态，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的原始根基乃是“感性学”。明辨美学本体论问题的特殊性状与发展走向，对于深入全面地探讨美学史和美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探讨当前美学理论形态逐渐从“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转型的问题，都很有必要很有裨益。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

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的征文反映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他们认为：首先，国民党政府应变对日妥协为积极抵抗；其次，国民党应废除其一党专制，实行宪政，给人民以人身自由和其他种种自由权力，以便动员和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第三，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界反对对日妥协，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更加高涨。“七七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践行着知识分子个体和整个民族“新年的梦想”。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     

论《红楼梦》的女性视角

《红楼梦》的叙述视角是女性视角。其女性视角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曹雪芹双性同体的艺术创作特征;第二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观察点;第三是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和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

本篇侧重论述《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红楼梦》哲学是“无”的哲学,是“心”的哲学（形象性的心学）,其最高的哲学境界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其哲学视角是“天眼”、“道眼”式的大观视角。其哲学方式是好与了、观与止、色与空、阴与阳、真与假、是与非相通为一的“不二法门”。《红楼梦》作为异端性诗化的心学,与儒、道、释相关而自成一格局。     

金陵十二家——从官僚地主类型角度解读《红楼梦》

从官僚地主类型角度将《红楼梦》中与贾府有姻亲或家奴关系的十二个家族分为贵族勋旧、儒林世宦、财阀酋豪和寒儒薄宦四类,剖析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及相互联系,从而有利于对《红楼梦》宏大社会政治背景的认识及对其中主要人物和事件的深度理解,以期为红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另外,也兼及文中提到的其他家族和一些人物的理解问题。     

论《红楼梦》的空白艺术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 ,《红楼梦》之所以魅力永存 ,正是因为其作者在本文中特别强调了艺术本文与读者双向交互作用的动态建构     

唐伯虎与《红楼梦》

从对比的角度,阐述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无论是在小说中诗歌的具体创作、故事情节的安排以及创作思想上,都从唐伯虎那里得到了借鉴。     

《红楼梦》中的“意淫”评说

贾宝玉“意淫”这一总的性格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意淫”不是皮肤滥淫”;二、“意淫”是一种近似“痴情”的感情;三、“意淫”有“惟意会不可口传”的神秘意蕴;四、“意淫”是弃于世道的,可为闺阁良友。     

《红楼梦传奇》在红楼戏曲改编与传播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针对戏曲在《红楼梦》由小说文本,向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的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清代道光年间泰州人仲振奎创作的《红楼梦传奇》,以及由之引发的其他清代红楼戏曲最终能够蔚为大观的现象进行了论述。进而全面阐述了仲振奎《红楼梦传奇》在红楼戏曲改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说明其在《红楼梦》改编与传播史上的地位显著,影响深远。     

谈《红楼梦》中的视角艺术

与其它古典小说相比,《红楼梦》显示出了极大的叙事智慧,其中视角艺术的运用更增强了作品 的叙事张力和审美效果。作品通过恰当调节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精心安排视角的流动和巧妙运用双重复合 视角,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叙事结构更加巧妙。事实证明,从作品的外部技巧入手,更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 小说文本深层的技巧和神韵,更好地领悟古典优秀小说的艺术精华。     

关于《红楼梦》悲剧“三论”商榷

文章对近年来红学界以及《红楼梦》影视传播中出现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无端拔高”论、“钗黛合一”论、“等量齐观”论,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但其实质是相同或相近的。如把错误的观点当真理。就会发生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     

试论《红楼梦》人物话语角色类型及其转换

论述了Thomas的话语角色类型理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不同人物的话语角色特征,解析了话语角色在言语交际中的转换类型,并从人物的话语角色及其转换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和矛盾冲突,从而指出Thomas语用理论对汉语语料具有一定的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