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对其健康影响之考察——以上海为例

本文利用上海200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一个特别重要但是长期被忽视的群体——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和健康的问题。通过与本地居民的对比,发现外来人口的身心健康好于本地居民,但在居住条件、尤其是住房条件各方面均表现出对本地居民的明显劣势。回归分析结果说明,控制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居住条件的确是影响城市外来人口健康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但对于不同的健康指标,不同居住条件变量作用的大小和方向有所不同。此外,对居住条件与户籍身份的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居住条件对城市外来人口健康的影响总体上弱于对本地居民健康的影响,不同的居住条件变量对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健康的影响关系有所不同。这一结论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更加适合外来人口的改善居住条件与健康状况的相关政策。     

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区:模式和发展趋势

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出现和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已成为北京外来人口生活居住的主要地区。200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上万人的街道有102个,占到街道总数的30.4%,集中居住了74.4%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高度聚集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消失,并会随着北京的发展,形成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聚集区。聚集区可以按照内部结构划分为缘聚型和混居型,依照行业依托情况分为完全依托、半依托和无依托。从动态角度来看,社会实行最低工资限额并能让向上流动成为可能,无依托型外来人口聚集区或许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中转功能之后,转型或消失。完全依托型和半依托型聚集区问题则只能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分布及配套方面入手解决。     

京津冀区域近十年来人口分布格局研究—基于空间数据探索性分析方法

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京津冀2000年到2010年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十年间人口聚集性在增加,主要原因是北京对人口吸纳的极化效应在增强,天津极化效应还没有表现出来。京津冀地区内部必须缩小发展差距,否则人口聚集的极化效应将更加突出,最终影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论外来人口与城市社区整合——上海市民对外来人口的心理接受力调查

外来人口对流入城市的影响与贡献如影随形,重要影响之一是社区的社会分化和空间隔离。本文调查了土海市民对外来人口的社区影响评价和心理接受力,揭示了导致社区不整合的心态背景,提出了改善外居关系、促进社区整合的对策建议。     

上海人口时空演化与公共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研究

受外来人口与市内人口迁移变动的双重影响,上海的人口规模及分布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在分析2000--2010年上海人口时空演化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综合指数模型,测算公共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公共资源总量不足、部分资源结构性不匹配和地区之间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未来应从调整完善人口管理模式、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供给模式、区位布局及提高效率,以及按照“有条件的均等化”的原则进行政策安排。     

广东省外来人口的定居性与流动性初步分析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文章分析了广东省外来人口在居住地的时间分布情况,描述了不同人口属性和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外来人口在居住时间上的差别,并且描述了在居住地出生"外来人口"的一些特征,最后利用Logistic回归对影响外来人口居住时间长短的多种因素做综合分析。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最后指出,必须正视大量的外来人口实际上已经转变为长期定居人口的事实,并解决其产生的相关社会问题。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流动人口分布演变机制与城镇化——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利用"五普"、"六普"数据,对浙江省流动人口分布演变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讨论。研究表明,与铁路、高速公路空间布局高度吻合的带状模式(竖带-横带)是浙江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特征,这种带状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口空间聚集度。浙江省外来人口在空间上表现出"三圈层"特征,其中,一、二圈层中的安徽、江西、四川、重庆等省市是浙江省流动人口的主要省外来源地;浙江省"杭-宁-温"片区、义乌、慈溪等地则是流动人口最主要的流入目的地。浙江省流动人口的带状分布模式受到"经济-政府-交通"等多重效应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2000~2010年间,工资变量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解释能力下降,而就业机会的解释能力则上升。此外,流动人口提升了浙江省城镇化水平,推动了区域连片城市群的形成。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和2003年上海市第七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队列分析研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居留行为的特点和动态模式,并构造外来人口居留生命表.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预期居留时间越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对城市管理的启示.     

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证据

近来,在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研究中,城乡分割已不再是唯一的主要基点,区域分割开始受到重视。文章从解释城市外来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城乡、区域二重分割分析框架出发,推导关于城市外来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的研究假设,并利用2005年上海等五城市"中国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调查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实证发现,城乡分割因素和区域分割体制都对城市外来人口参保构成负面影响。     

人口流动对中国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对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人口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流出人口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人口大量流入使得老龄化得到缓解的省份主要在东部,人口大量流出使得年龄结构老化的省份主要在中西部;消除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以后,2000年和2010年的老龄化格局出现了较高的一致性;与2000年相比,2010年人口流动对于各省份的影响程度更大。     

上海外来人口生育及子女居住教育状况调查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外来人口常住化的趋势，很多外来人口的子女会随之一起迁移入城，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外来人口愿意选择在其迁移地建立家庭、生育子女。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这必然会带来外来人口生育、子女居住及子女教育等严峻而紧迫的问题。上海市作为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之一，其容纳的外来人口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对外来人口生育、子女居住及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广州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变化分析

广州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也是“珠三角”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州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规模高达476．0万人,占广州市人口总量的37．47％。而且,通过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对比发现,广州市非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家庭户比重、行业及职业构成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非户籍常住人口构成的这些变化,对广州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提出了新要求。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空间分析——以新疆于田绿洲为例

文章通过对干旱区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网络等调查,探讨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原因。借助空间回归模型,以新疆于田绿洲为研究区域,2000、2005、2010年为时间段,同时考虑社会经济结构和空间扩散因素,综合检验气候变化条件下,社会经济结构、地理位置差异、族群及相邻效应等因素对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空间变化可能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年均纯收入、家庭抚养比率、女性户主的家庭比例、仅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及空间相邻关系是影响干旱区生计脆弱度空间扩散的最主要原因。族群因素方面,维吾尔族对干旱区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更为适应。而不同的地理位置,如乡村和城市、绿洲和荒漠等则表现出不同的生计脆弱度空间聚集状态。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与人口迁移关系之研究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又是经济因素影响人口迁移的两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收入水平与差距地区之省际人口迁移状况的考察分析，发现在８０年代后半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８０年代后半期省际人口迁移流向选择及分布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江苏外来人口集聚规模预测研究

人口迁移已成为影响我国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最重要因素。基于地市单元层面,研究"十一五"期间江苏外来人口分布的区域特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江苏各地市"十二五"期间外来人口分布的规模进行合理地预测,得出:"十二五"期间,江苏外来人口依然积聚于苏南地区,苏中、苏北地区依然是人口净输出地区;基于上述研究,提出针对江苏区域外来人口流动方向、强度进行调控的政策建议。     

旧城改造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以武汉市为例

旧城改造对于塑造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政府、企业和市民这三个主体的相互作用来体现。不同主体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不同,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不同空间范围内聚集,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在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界定2000年武汉市社会空间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不同主体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办事人员聚集区、外来人口聚集区、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形成产生显著影响;企业对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和农业人口聚集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市民则对办事人员聚集区、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这反映了旧城改造过程中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市民有限参与的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