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平衡中论汉语修辞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修辞学研究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汉语修辞史研究却几乎是空白,从而显得很不平衡。这不平衡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看出:在汉语史研究中,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研究都有了丰硕的成果,而汉语修辞史研究缺乏相应的成果;在汉语修辞学研究中,汉语修辞学史研究成就突出,而汉语修辞史研究则远远落后;在汉语修辞格研究中,共时比较研究成果丰富,而历时比较研究成果薄弱。面对这样的不平衡状况,我们要认清差距,加强汉语修辞史研究,打破这不平衡的状况。其实,修辞学界已有人提出了这方面的倡导和作了这方面的探索。     

《容斋随笔》论辞格探究

《容斋随笔》是中国修辞学发展史上的一部主要著作,在中国修辞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容斋随笔》论及的修辞理论涉及面相当宽,而且每一种修辞理论的提出,无一例外的结合具体的实例来进行分析,继承并总结了前人以及时人的成就而有所发挥。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容斋随笔》中关于辞格的修辞研究。     

论《尚书》的修辞学价值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尚书》的修辞学价值进行论述．文章认为，圆熟的修辞技巧是《尚书》为修辞学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文化启迪是《尚书》修辞学价值的深层意蕴；同时，《尚书》中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为解释先秦修辞理论的成因投供了第一手材料，史的延伸，这是《尚书》修辞学价值的第三方面体现．     

汉语修辞史研究综论

从修辞史与修辞学史及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如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等研究的比较以及从修辞史自身的"史学"价值角度看,研究修辞史很有必要也非常迫切.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切可以接触、辨认的汉语修辞文本--包括所有汉语文献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语料,也包括现代互联网上的各种汉语语料资源.修辞史的研究任务就是在历史中探询、揭示、描述各种修辞现象的生灭规律,寻找它们的内在有机联系和演变轨迹,建构完整的修辞史理论体系.在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借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阐释论等现代理论方法.要努力挖掘汉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丰富的修辞遗产,充分利用自己的话语"解释权"来研究汉语修辞史.     

理论与方法的高度契合——论宗廷虎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

宗廷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修辞学家,他对修辞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然而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他在修辞学史和修辞史方面的成就,忽视了他在修辞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重要地位。在修辞学理论建设上,宗廷虎明确了修辞学的学科属性,继承并发展了陈望道的"题旨情境观",适度扩大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而在修辞学研究方法上,宗廷虎大力提倡并纯熟运用的多维观照方法和辩证考察方法,也对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仿拟·摹仿·点化——就两本修辞学史著谈对仿拟格的认定

文章认为,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和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中有关仿拟的论述扩大了仿拟辞格的范围,模糊了仿拟格与摹仿、点化等现象间的界线。作者提出应从言语手段的角度切入,以言语形式的套用与否作为仿拟格认定的主要标准。     

“摹绘格”质疑

摹绘,也叫摹状,早在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作《修辞学发凡》问世之时,它就被列为38种辞格之一。尔后一些重要的修辞著作,大都介绍了这种辞格。新近出版的《修辞学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也都为它列了条目。这一“辞格”的老资格地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了。然而,对于“摹绘”辞格的成立,不是没有人怀疑。吴士文先生的专题论文《修辞格的定义及其他》,却认为摹绘和形容在范围上与其他辞格缺乏全异性,层次上缺乏平面性,因此,它们的‘格’籍是不值得保留的。(《修辞学论文集》第二集)作者着眼于辞格定义的全局,对“摹绘”不应当立格的理由,却未能详述。笔者不揣冒昧,在此对这一问题作粗浅的论析。     

新时期的汉语修辞研究

新时期以来,汉语修辞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学者们首先对修辞的本质、修辞的原则、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修辞学体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修辞学的传统领域是新时期学者们用力最多的领域,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比以往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另一方面,在现代视野下努力寻求创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给新时期的汉语修辞学带来了生机.与此同时,基于修辞学的边缘性,修辞学界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了新的交叉学科,这成了新时期汉语修辞学的一个亮点.这一时期,关于汉语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新时期的汉语修辞研究,虽局面繁荣、成就显著,但在理论建设、规律揭示、特色创建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的发展应在事实的发掘与资源的开发、思路的拓展与研究的沟通、引进与创新、动态性与科学性等方面得到加强.     

“象征”浅析

一“象征”辞格 “象征”可不可作为一种修辞格,目前论者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杨鸿儒《修辞知识》列了“象征”一格。华中师范学院《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把借喻同象征进行了区分。吴士文《修辞讲话》专节论述了“象征”辞格。宋振华等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不但论述“象征”辞格的特点、类别,而且辨析了象征和借喻的区别。濮侃《辞格比较》区别了“象征”与比喻、双关的不同。这些都是把“象征”当作辞格来看待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象征”根本不能算作一种辞格。郑远汉在《辞格辨异》中     

多角度的研究视野，全方位的服务意识——第12届中国修辞学年会暨国际修辞研讨会述评

修辞学是一门研究言语交际的规律和技巧的科学.传统修辞学从开始重视演讲术、论辩术、诗论,锤词炼句到辞格为研究中心,主要以文学语言作品为研究对象,忽视了言语交际的动态研究,陷入到形式主义的窄胡同里.现代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和源泉的现代修辞学重视语境和言语,着重研究言语的表达作用和表达规律,重视言语的理解和接受,强调修辞的动态的建构作用.为了推动修辞学的发展,2004年10月12日至15日,中国修辞学年会是中国修辞学会第12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锦州渤海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0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80余篇,会议的主题是"修辞学的理论前沿与应用",涉及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修辞学分支学科建构、实用修辞和修辞格、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等方面,几乎涵盖了修辞领域的所有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完善修辞学理论,对修辞学分支学科的建立,对中国修辞学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关于中国修辞学研究走向的几点思考

回顾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百年史,我们认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今后应朝着以下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注意语法修辞相结合的研究,二是加强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力度,三是重视对新媒体时代的修辞新现象的研究。     

谈谈宗廷虎先生对汉语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

宗廷虎先扛起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的大旗,厘清人们对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模糊认识,开创研究修辞史和修辞学史新路径,引领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大军前进。     

陈骙《文则》的现代修辞观

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谈及文法修辞的专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从陈骏创作实践中运用多种积极辞格阐述相关的修辞理论,以评价他的积极修辞观;《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但论及了语法、句法、辞格、文章、风格、文体等多方面内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陈骙虽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静态书面语言的考察,但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体现了动态的辩证的修辞观.     

评点修辞：修辞学史研究的新突破——论宗廷虎李金苓的评点修辞研究

我国自古至今的评点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修辞学内容,宗廷虎先生和李金苓先生最早从修辞学史角度深入开掘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当前已有多篇研究宗廷虎先生和李金苓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佳作问世,但对他们在评点修辞研究方面的贡献还少有专论。宗廷虎先生和李金苓先生为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开辟了评点修辞研究领域,评点修辞如今已成为修辞学史研究的新领域之一。     

修辞与教育的互动－以教育家蔡元培的修辞思想为个案

大教育家蔡元培在修辞学上造诣很深。其在一般语言交际、理解修辞、语体、修辞史及修辞学史、辞格等方面不乏真知灼见。教育家致力于修辞学是可能的、必要的 ,这个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证 :教育目的与修辞 (尤指某些修辞方式 )之功能、效果的某种契合 ,教育手段与修辞功能的某种契合 ,某些修辞方式在教育陈述中的适用 ,认知规律、学习过程与修辞学的功用的契合 ,以及教育史与修辞学史的发展等。教育家致力于修辞学的方式可大别为二 :主攻型 ,涉猎型。     

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学术倾向与前沿课题

本文是针对８０年代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向，提出９０年代修辞学史研究的学术倾向与前沿课题，以期引起深入探讨，包括史料问题，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修辞史观问题，即怎样看待人们研究修辞的历史等问题。本文指出现代中国修辞史的前沿课题：一是加强对修辞学史体系的研究，二是加强对修辞学史发展历程与规律的研究，三是加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研究等。     

修辞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从宗廷虎、李金苓先生的学术贡献看修辞学的发展

从当代修辞学家宗廷虎、李金苓等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研讨汉语修辞学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确定了修辞学的学科性质.修辞学属于言语语言学,又具有多边性.第二,辩证地对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和修辞的最高原则的确定都源自对形式、内容的科学思考.第三,修辞学史的系统研究.包括系统发掘修辞学史,系统把握历代修辞理论,系统发展学科本身等.     

一部富有特色的修辞学著作

李维奇等先生编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汉语同义修辞》是一部富有特色修辞学著作。与其他修辞学著作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该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而的特色: 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往的修辞学著作,有的只谈“消极修辞”,即词语锤炼和句式的选择,有的则只谈“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即使是比较全面的修辞学著作,也只是把“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罢了。由于所谈的内容总超不出以上几方面,作者的思路、著作的格局等也有限。所以有些修辞学著作之     

《发凡》消极修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辞规理论概说

袁晖先生在评述吴士文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时说:“80年代以来,吴士文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积极修辞方面的辞格和消极修辞方面的辞规。如果说,辞格研究是他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潜心探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那么辞规研究则是他带领和组织一支队伍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集体攻关而形成了修辞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2000年10月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心灵曾受到强烈的震撼,因为当年我深为吴士文先生“修辞方式系列化”的设想,特别是其中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即“辞规”的设想所吸引,对“辞规”产生了浓厚的兴…     

篇章修辞:修辞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论宗廷虎先生和李金苓先生的篇章修辞研究

文章写作要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必须讲究篇章修辞,篇章修辞研究的是文章篇章方面的修辞问题,按理也是作为研究语言应用效果的修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我国实际的修辞学理论系统建构中,明确提出篇章修辞,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中,尤以宗廷虎先生和李金苓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们倡导篇章修辞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篇章修辞学的建立;在修辞学史的研究中,精选篇章修辞学史料,多角度呈现了篇章修辞学的发展轨迹,并且还率先对古代评点中的篇章修辞内容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