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星参与慈善事业的现状研究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明星慈善是我国慈善事业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几年，娱乐圈和体育圈的很多明星都在慈善活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是明星参与慈善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要使之继续发展，需要政府、社会与明星们不断共同的努力。     

浅议“草根明星”的慈善影响力

近几年来,由草根明星和其众多粉丝发起并成立的诸如"玉米爱心基金"、"北斗星空志愿慈善会与北斗星空爱心基金"救助了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慈善影响力日渐壮大。文章通过分析草根明星慈善影响力的成因,揭示了"草根明星"的成功历程及其个人魅力、形象带给普通大众突破自我设限的勇气和实现自身梦想的希望。这种认同感使得草根明星具有强大的平民号召力及群众基础,因而他们更容易以其社会影响力在慈善方面肩负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责任。然而,由于本身的"草根"特征,他们也相应地具有筹募基金较少、专项基金受限等缺陷,有待在随后发展中不断完善。     

我国慈善事业的困境及其转型

我国的慈善事业存在捐赠额占GDP比例小、民众积极性偏低、政府运作色彩浓厚、慈善机构社会公信力较低等问题,这是慈善文化困境的一种反映。当前,我国慈善价值观面临如何正确对待个人美德与社会责任、施予与尊重、施善与回报、志愿性与强迫性的二元悖论。应推动慈善文化转型,构建＂以人为本＂的慈善文化,包括确立和谐社会观、社会责任观、现代财富观,并建立相应的慈善制度。     

慈善捐赠法律关系基本类型及捐赠人法律地位

慈善捐赠法律关系有三种基本类型,即慈善捐赠合同、慈善信托与慈善组织设立。三者各有理论基础,表现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就其内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言,却又大同小异。就其社会作用、社会效果而言,则可谓殊途同归,均是为了保障慈善捐赠人的财产所有权的顺利转移以及慈善目的的实现。这三种典型的慈善捐赠法律关系犹如三大支柱,稳固了慈善捐赠的典型形式,并将慈善捐赠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固定了下来。就慈善捐赠人的法律地位来说,他们不外乎是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慈善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以及慈善组织设立法律关系中的出资人。     

人类学与华人研究视野下的公益慈善

从人类学与华人研究之视角探讨公益慈善,应强调将其置入政治经济框架中加以分析。公益慈善关系到社会价值,但不能简单地视慈善家之善举为其善心使然,或仅仅是受到宗教或道德观念的影响。道德观念和宗教精神固然会鼓励善行,但市场经济社会中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却有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公益慈善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同时发挥着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作用。首先从人类学的角度简要回顾人类社会演变中的公益慈善,进而探讨中华文明之下的公益慈善,再以潮汕传统的善堂与慈善事业为例,讨论民间宗教与慈善及其关联与互动,最后集中讨论全球化市场经济与公益慈善,并进一步阐明,现代公益慈善肇始于工业化之后,乃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有现象。如今,公益慈善已成为维持全球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重要力量,公益慈善文化亦随之成为社会构成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社会精英与普通市民共识共享的文化形态。     

慈善文化：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是目前我国公众的慈善意识淡漠、慈善文化缺失，因此，必须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培育慈善意识，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我国慈善组织管理能力提升的障碍与突破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导者,而管理能力是影响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情心、社会志愿捐助、公信力分别构成了慈善组织管理的道德要素、物质要素和文化要素。我国慈善组织在人力资源的管理、慈善资源的募集与使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等方面的现实不足构成了其管理能力提升的桎梏。因此,应从合理化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拓展慈善资源的运营方式,形成慈善组织的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社会网络与慈善筹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观察慈善团体的筹资行为,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为个案说明社会网络是如何推动慈善筹资的。文章从慈善团体与政府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与个人的关系三方面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社会网络是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社会资本,慈善团体应有自己的“拥护群”,并将之“资本化”以推动慈善筹资。     

从慈善需要到慈善行为

慈善事业作为一种自愿性共享机制,同社会保障这种强制性共享机制一样,都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风险化解机制,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议题。在研读与慈善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遵循"从慈善需要到慈善行为"的逻辑思维主线,试图从慈善的重要性、慈善需要与动机、慈善行为以及慈善制度等几个维度对慈善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评析。     

中国大型慈善组织慈善资金获取源探讨——以香港东华三院慈善事业资金获取渠道为例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迅速扩张的发展时期。对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情况,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在过去的30多年中确实取得了质的进步。但大陆慈善资金来源的结构单一,慈善组织过于依赖接受社会捐赠,其余收入项目在慈善资金中所占比重小,自主开辟资金源的情况少、能力弱。借鉴香港东华三院筹集慈善资金的收入项目,大陆慈善组织拓宽资金源的可行方法主要有:一是有效利用闲置资金,二是拓展慈善项目周边服务,三是营造慈善社会信用氛围。     

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及其建构原因

波普尔认为第三世界既不是物理客体的世界（即第一世界），也不是主观经验的世界（即第二世界），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第三世界本质上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但又具有客观自主性。波普尔建构第三世界理论一方面是为了同时解决两个不同的哲学问题，即客观知识问题与身心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他提出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关键的理论前提。     

知识论与人生论的统一--古希腊哲学的意义模式

希腊的存在论哲学确立了知识论与人生论的统一模式,它以知识论为显性表现,而人生论则隐于知识论之中.从静态看,知识承诺着价值;从动态看,追求知识的行为就是追求价值的意义行为.其趋向不是知识的功利性,而是知识的人本性.这种知识境域在科学主义文化大行其势却又困难重重的今天,无疑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油画风景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观念之差异

中国山水画与油画风景两大绘画的形成,归根于他们各自哲学与美学理念的不同,两者存在鲜明的差异性.中国人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国绘画注重重心略物,注重表达画家的主观精神和理想,在绘画中追求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西方绘画遵循天人相胜的哲学观,偏重描绘客观对象的外在形态,采用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法塑造物体,追求真实再现客观物象的理念.通过相互比较研究,有助于艺术家和鉴赏者运用不同的艺术观念和方法,创造和鉴赏不同民族的绘幽艺术,获得各不相同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     

我能够期待什么——论审美价值的本体论承诺

审美价值的本体论内涵是一种期待,它一方面不同于知识所承诺的真理, 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伦理学所承诺的信仰, 同时它还不同于现代主义美学所承诺的拯救。从符号角度讲, 它既不是指向客观世界的工具性文化符号, 同时也不是指向主体结构的人文性伦理形式。对于审美价值的本体分析来说, 它的前提是首先清理掉上述三种历史的承诺方式。生命最高的审美原则就是存在本身, 而既非作为人类内在性的道德主体结构, 也非与此相对而生的外在的人的对象化力量。它本质上是一种由消解主体结构之后而得到的松驰与平静, 是康德所指出的无功利的自由,是存在本身的美。     

学科建设的行动路径——基于科学演进与主体选择的矛盾解构

学科建设是学科知识的生产性活动,它受科学演进规律和主体选择逻辑的双重制约。学科建设既要遵循科学演进规律,又要尊重主体选择逻辑。其科学演进与主体选择的矛盾运动,贯穿于学科建设的始终。这一矛盾运动也派生出学科建设的目的性与工具性、学术性与实用性、理智化与制度化的矛盾。在学科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剖析资源禀赋,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既要推进范式建构,又要强化知识契合;同时还要反思工具理性,恢复价值理性,以优化学科制度,促进其理智进展,正确处理学科建设的基本矛盾。     

反思科学知识权力学说

科学知识权力学说体现在两方面:科学理性的权力学说与学术权力之争。这些批判实质上反映出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危机,但混淆了科学的客观真理与科学被滥用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知识权力学说来源于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     

知识论中理性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变迁

西方知识论中理性主义的类型演变显示出这样的发展轨迹:作为人的主观思维能力的理性概念,是从本体论所设想的宇宙理性概念中衍生出来的,在其逐渐精神化和狭义化后,最后才在知识论中专指人的逻辑推理性思维;知识论中理性主义也由绝对地信赖逻辑理性,相信只要运用严格的演绎或归纳程序就能获得可靠的科学知识,逐步转向承认逻辑理性的有限性和可错性,承认理论假说的形成是一个非理性的创造过程,逻辑理性只在检验理论假说的科学性时才起核心作用,而且只能证伪谬误,并不能证实真理。     

普通法系程序观念探源

英美法系有着源远流长的正当程序观念。一方面,实体结果公正必须经由公正程序获得,程序的公正决定了实体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程序并不是追求绝对的真理或正确,承认经由公正程序产生的实体结果并不一定总是正确,宁可牺牲个案的正义以维护整体的制度性正义。英美程序观念在哲学思想上受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相信科学方法的力量,强调程序的工具理性,排斥唯理主义的绝对真理观。我国并无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司法领域坚持客观真理观,主张不拘泥于固定方法,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追求司法实质正义。     

解读波普尔客观知识理论的本质与特性

20世纪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其著作《客观知识》中提出了一种反对传统知识观的客观知识理论。尽管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研究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从科学划界、证伪方法论、知识进化观等单一层面对这一知识理论进行了述评、辩护或批判,而对波普尔知识理论客观性、自主性和进化性却未能给予整体性的观照,从而在评价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理论时出现了见仁见智甚至“盲人摸象”的图景。文章旨在通过对客观知识理论本质与特性进行整体性解读,一则对波普尔的知识理论作出合理的评价,二则对人们建构新的知识观提供方法论借鉴。     

关于法律价值研究的几个问题

法律价值是法哲学研究中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否定法律价值的客观存在,单纯从客体角度研究法律价值,混淆“法律价值”和“法律的作用”。本文立足价值哲学的视角,运用价值哲学的方法,认为法律价值的存在是法律价值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主体性进路是法律价值研究的主要方法,“法律价值”不同于“法律的作用”,法律价值的实现是法律主体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