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述略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但由于朗达玛灭佛,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一部珍贵的藏文史籍——《汉藏史集》

国内外史学界很早就开始注意并引用藏文史籍,著名的藏文古籍如《红史》、《青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如意宝树史》、《蒙古喇嘛教史》、等等已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学者所必不可少的史料性著作,在许多地方弥补了汉文、蒙文材料的不足,使当时的历史面貌更为清晰地显露在人们面前。但有一部对研究蒙元时代西藏历史极有     

藏经蒙译简论

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的接触是从13世纪开始的。13世纪前50年中,蒙古诸汗不仅通过回纥人、契丹人和汉人,而且还从包括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八思巴这样的藏传佛教高僧那里了解了佛教。此后藏传佛教在蒙古统治阶层内不断扩大影响。在元朝最后几位皇帝统治期间,佛教经文的某些章卷已经译成了蒙古文,蒙古族甚至还建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藏汉观音信仰与度母信仰的源头关联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从印度接受观音菩萨信仰与多罗菩萨信仰。藏传佛教的观音始终保持为男相菩萨,而多罗菩萨通过起源故事的再建构,发展为与观音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慈悲女神——度母,而进入汉地的多罗信仰逐步被汉地唐宋以后兴起的强大的女性观音信仰系统所吸纳和取代。汉地的观音信仰与藏区的观音叠加度母的信仰尽管在现今表现出许多差异,但是究其源头则有重要的关联,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和宗教故事的梳理,厘清汉藏观音信仰与度母信仰的源头关联与其后的不同流变。     

明朝政策与15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传播机制述论

明朝于15世纪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刺激了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地带的发展。宣德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僧人得以频繁赴京,汉藏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因之加强。正统时期,朝廷允许藏传佛教僧人自在游方,藏传佛教僧人因之发挥能动性,借力地方军政系统的赞助以恢复、新建藏传佛教寺庙,从而确立并巩固了藏传佛教的在地影响。与此同时,明廷针对番僧的朝贡、护持与承袭政策为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僧人将汉地的丰厚物资引入汉藏走廊用以营建寺庙,寺产更得到明廷敕赐护持保障。另一方面,明廷将番僧封号承袭与朝贡资格挂钩,激发了藏传佛教僧人以宗教安边、招抚番民的积极性。15世纪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发展是明朝中央政策的在地衍生物。     

从《五部遗教》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

有关禅宗在吐蕃传播的资料，主要保存在敦煌汉藏文献中，如汉文《顿悟大乘正理决》，藏文Ｐ．Ｔ．１１６、Ｐ．Ｔ．８２３等卷子。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已多有研究。除敦煌文献外，后期的藏文佛教史著对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也有涉及。但大部分著作认为禅宗的宗旨与正统佛教不相符合，只有《五部遗教》等宁玛派典籍对禅宗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收录有禅宗的原始材料。鉴此，《五部遗教》对于研究汉藏佛教关系史及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历史极有参考价值。一、关于《五部遗教》《五部遗教》属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文献，传说是由莲花生大师等人秘密伏藏的，几百…     

《金刚般若经颂科次纂要义解略记》序及西夏汉藏佛教的一面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中保存有西夏文《金刚般若经颂科次纂要义解略记》的两个版本。其正文似为属于圭峰宗密体系中的《金刚经》的注释。本文主要讨论了该文献的序篇。序篇记载证明西夏佛教曾经存在"汉藏佛教圆融"趋势。据其内容所示,西夏佛学界的佛教史概念中不存在"汉藏"对立或分歧。由此,西夏佛学界把印度因明大师陈那,汉文译师鸠摩罗什,藏传佛教中的"黑小足"(帕当巴桑杰)视为同一人。文中有对序篇翻译及其内容的初步讨论。     

《妙济禅师塔铭》与明代汉藏佛教交流

宣德五年刻制的《妙济禅师塔铭》,现存北京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碑文分别由汉藏两种文字独立撰述,碑阳汉文由明代汉传佛教名僧圆瀞撰写;碑阴藏文据明代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口述写成。铭文记载了妙济禅师绰巴扎释为班丹扎释侄子,曾随第五世噶玛巴及宗喀巴大师受戒求法。铭文反映出明代汉藏佛教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交流,班丹扎释及其领导下的僧团为促进明代汉藏佛教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释量论》的量之性相略探

陈那的《集量论》与法称的《释量论》是佛教量学的主要理论系统论著,对于量的性相,虽然在《释量论》的《成量品》中已经提出"量是无虚妄知"、"且非知叉能显"二偈,但后世印度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与解释,传至西藏后,经藏传佛教学者加以辩证抉择,提出个人的主张,使量学的研究更为深广。藏传佛教主要派系都有对《释量论》中有关量的性相解释,各有不同主张。本文以法称以降的印度佛教学者、藏传佛教主要派系学者对量的性相以及所发挥的新意等量的性相作为论述重点,进一步探讨《释量论》对量的性相真义。     

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西夏德慧上师两种传承与汉藏佛教圆融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德慧上师的求法经历、思想演变等内容进行了补充,通过考证《大印究竟要集》及其注释文本,认为西夏高僧德慧上师的"大手印"教法传承,继承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同时也吸收了许多汉传佛教的因素,是文化发展史上民族交往、交流的真实反映,成为汉藏佛教圆融的典范,这也是西夏佛教的显著特征。     

法尊法师对近代藏汉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

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法尊法师作为出家人的一生经历,重点就其全集中的译作和著述展开了较全面和详细的介绍与论述,同时还对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异同进行了阐释。文章认为,法尊法师的著述和翻译,对佛学知识的普及和汉地真正了解藏传佛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现代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藏传佛教在藏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7月24日以"藏传佛教在藏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心主任沈卫荣教授主持,来自中、美、俄以及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新发现的西夏和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文献及其传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三)

四附论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时年代的分歧及其对吐蕃赞普生卒年代的影响 (一)西藏佛教后弘期和阿底峡尊者入藏据本文考证,公元841年(辛酉)赤祖德赞被弑,达磨继立。但《红史》、《贤者喜宴》、《王统世系明鉴》等却载明是公元901年的辛酉。《青史》、《西藏王臣记》、《安多政教史》中亦有年代前后相矛盾的地方,历来影响着吐蕃赞普生、卒年代的确定。因此,考证吐蕃赞普生、卒年代。有必要找出这些分歧产生的根源,以求得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除了对松赞干布的享年、卒年的不同看法外,还有着对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时年代的分歧上,故本文附带加以初步探讨。为了叙述的方     

达磨灭佛对佛教在藏区传播趋势的影响

公元841年发生的达磨灭佛事件,使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受到严重打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灭佛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灭佛后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是停止、中断还是仍有相当部分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倘若是后者,那么其延续又是以什么方式或在什么范围内进行?另外,灭佛对佛教在藏地的发展趋势产生了何种影响和改变? 而一些藏文史籍曾有这样的说法,即把从达磨灭佛后到公元910年的近70年时间称为西藏佛教史上的“黑暗期”,认为这期间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完全中断。如《汉藏史集》     

简论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

明代,在统治者的积极支持下,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纷纷来五台山弘付沸法,他们在此居住修行、讲经说法,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道场,这些都促进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五台山亦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汉藏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在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徐霞客游记》涉藏史实考信录

《徐霞客游记》中“滇游日记”的记载涉及明季以丽江纳西族地区为中心的藏边区域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政教关系、商贸往来、战争与和平、民族关系等内容,旁征汉藏文史资料和文献,考信史实,《徐霞客游记》在滇川藏交角区域纳西、藏等多民族关系史和政教关系史、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诸领域具有独特的价值。     

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图像属性探析——以西夏官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敦煌石窟西夏洞窟壁画中的藏传佛教图像是受11—13世纪新译密续经典影响下的题材,在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与敦煌本地传统壁画有明显的区别。此类壁画图像在洞窟中往往是汉藏共存、显密共融,集中体现出西夏佛教"圆融"的特点,无疑是理解西夏佛教的重要内容。借助西夏藏传佛教的大背景和黑水城藏传文献,判断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图像的"官方佛教"系统属性,或许对我们理解敦煌西夏洞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