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趋势及伦理效应

近年来,国外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目标时开始注重目标公司的社会绩效,即进行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投资通过改变总经理的伦理观念,对总经理的经营行为产生伦理效应.从组织层面看,社会责任投资理念有助于道德经理的形成,从而推动组织塑造良好的伦理氛围,制定有效的伦理准则.而伦理准则的制定会进一步强化伦理氛围的塑造,从而最终提升组织的整体伦理水准.     

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重价值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属性对国家治理主体需要的满足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国家治理价值，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价值的深层次论证与进一步要求。国家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同步增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目标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方法价值、发展价值，引领价值信仰、夯实认同基础、培育时代新人、汇聚治理合力、推进守正创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单边治理"与"共同治理"理论之比较与启示

当今国内大致形成两种主要公司治理的观点:单边治理和共同治理。这两种观点在公司治理的逻辑基础、治理主体、治理目标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其主要原因在于对私有产权、人力资本属性、公司治理内涵等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差异。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产权主体“虚置”问题,单边治理观点在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上缺乏现实条件的支撑,因此应建立国有企业主体多元化的相机治理模式。     

推进治理进程中应当把握和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治理活动由各类主体或要素所构成,这些主体、要素在实践中往往依据其特性、要求探求适合于自身发展和整体推进的有效形式,由此结成多种对立统一关系。推进治理进程,必须对其中的重要关系予以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具体包括治理主体的广泛性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间的关系,治理与统治、管理之间的关系,治理客体的全面性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动态性与以人民为中心之间的关系,治理效能的整体考量性与不同地域差异性之间的关系。     

和谐社会建设中民族伦理的价值意蕴——以民族生态伦理为考察视角

生态伦理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对其性质和特征的理解,凸显着其独特的价值认识原则。在民族生态伦理的价值视野中,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价值主体与三个价值客体,即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思维客体之间的关系上。社会意识形态始终存在文化差异和社会生活多样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遵从着眼于创建有中国特色、有时代特征的价值观的发展要求,辩证地思考认同与选择的关系,从而找准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向。     

网络内容治理中的行业协会:中介地位与协作治理

在互联网内容的治理主体中,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非政府”互动关系的中间者,是构建互联网治理综合体系的重要主体。当前,各地政府纷纷探索社会组织作为互联网治理主体的创新举措,在关注行业协会的定位、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手段的同时,研究发现：作为中介的行业协会,承担着政府和非政府的双重属性,具备自我管理与软性管理的治理手段,并且具有多个治理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模式,但也存在着社会影响力有限、地区发展差异大、功能服务有待加强、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的不足。应该在理念发展、主体合作、制度建设、治理手段等方面为行业协会更好参与网络内容治理提供破解之道,以期推动我国网络内容生态空间的健康、有序和长远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公司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效益

从法学角度 ,公司治理是由法律、公司章程和契约对公司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予以规范的制度体系 ,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蕴涵着满足主体 (人 )的需要的属性 (价值 ) ,在诸多有用性里 ,分权制衡、效益与公平、平等自由与正义、安全将成为主要的方面。而效益是公司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     

新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路径论析

政府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有效实施,更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润泽和坚守。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因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应积极推进政府伦理治理,坚守服务、诚信、民主、法治、廉洁、责任等伦理原则,不断加强制度安排的道德引导、决策过程的伦理控制、治理行为的伦理约束等,提高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伦理意蕴,以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推进国家善治。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城市基建的有效监管

首次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分析了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投资监管问题，认为该领域的监管改革夯实了制度优势，而有效监管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出发，梳理出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形成有效监管需要关注的五大核心问题：监管行为是否规范化、监管动力是否内生化、监管过程是否交互化、监管信息是否透明化、监管主体是否多元化，并围绕核心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现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投资有效监管的政策建议。     

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

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几个基本问题

摘要:要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理论与实务中必须明确: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机制,它不能也不应等同于公司法人组织机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是一个系统工程,须整体推进;必须重构公司权力机关,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对公司的共同治理。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以煤炭采选业为例

公司治理结构会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的产生.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较大弊端,因此,要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水平,必须考虑公司治理结构的因素,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文章以煤炭采选业上市公司为例,从内、外部公司治理结构为研究出发点,分析公司治理结构的各个因素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和传导途径,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约束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增进社会福祉和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人机边界模糊、责任追究困境、价值鸿沟扩大和技术过度依赖等伦理风险。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深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契合了协同治理的要求。协同治理范式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具有可行性的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应构建多元协同组织,形成以政府为核心,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自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夯实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量提升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效能,促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的伦理挑战

本文从经济伦理的独特视角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企业的伦理挑战 ,指出挑战的实质体现为我国现有经济所要求的伦理文化与全球化经济所要求的伦理文化之间的差距 ,这些差距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敬职精神稀缺、信任基础薄弱和信誉意识淡漠。要消除这些差距 ,必须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文化观念和新兴经济现象等现实情况相结合 ,“盘点”道德资本 ,开展伦理教育 ,使经济行为合乎经济运行的伦理规则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脆弱性治理：回应巩固脱贫成果政策系统脆弱性的挑战

由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政策客体作为基本要素所组成的政策系统是巩固脱贫成果的框架性支撑力量。实践中，虽然巩固脱贫成果政策系统已经构建并运行，但暴露出一定的脆弱性，包括政策主体在组织运作中的运行脆弱性、政策工具在选择应用中的效用脆弱性和政策客体在状态更迭中的应变脆弱性。政策系统的脆弱性与脱贫成果本身的脆弱性相互强化，对巩固脱贫成果提出了叠加性挑战。应通过脆弱性治理来回应双重脆弱性压力，提升整个巩固脱贫成果政策系统层面的安全阈值。应当使政策主体在参与治理中回归元治理角色，使政策工具在选择应用中适配环境与价值，使政策客体在状态更迭中实现接续性赋能。     

人的价值与人生理想

一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一个反映主体对客体的肯定关系的范畴,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属性是价值构成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价值所表现的这种主客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决定了它必须由客观事物的属性与主体的需要两者连接而成。一方面客体的属性是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它只有在同主体的需要相联系时才具有价值的性质。另一方面,价值又不能脱离客体,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必须求助于外在客体,而不能仅求于主体自身,客体既是满足主体需要的来源,又是限制主体需要满足程度的条件。由此可见,不同主体需要相联系的客观事物本身,并不存在价值有无、大小的问题。把客观事物的属性等同于价值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反之,把主体的需要、欲求、志趣看作价值的源泉,否定价值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性质,更是不正确的。价值的实质是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属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