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日常生活"的诗意建构

汪曾祺“日常生活”的诗意建构是汪曾祺对日常经验的想象性表达。作为百年“日常生活”叙事发展中的个案．汪曾祺偏安于自己地域性的“日常生活”的玩味,赋予“日常生活”一种诗意。这是其“日常生活”叙事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风俗民情的描写与民间人物的塑造两个方面。     

“宏大叙事”的解构——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解构,它从大写的英雄转向小写的凡人,从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转向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将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琐屑平庸、缺乏诗意的人生图景,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这在对宏大叙事主导下精神至上的写作立场进行反思、批判,为文学开拓更广阔的叙事空间之同时,也消解了在文本中建构精神、理想,表达形而上、超越性思考的可能。     

从日常生活叙事看《红楼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取材于日常生活,摹写“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就了一部旷世经典。《红楼梦》这一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到了新文学时期被削弱,张爱玲却得此真传,把笔触伸向沪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展现了普通人的真切悲欢和复杂人性。不过张爱玲的日常叙事法则和《红楼梦》又不尽相同,《红楼梦》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充满艺术和诗意色彩,而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则阴暗悒郁,强化了其作品的悲剧风格。     

叙事的裂变

当代写作正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异。“个人式写作”作为先锋文学的叙事法则 ,通过语词游戏和叙事革命 ,走向 80年代的“宏大叙事” ,然而最终耗尽了解构的冲动与热情 ,失去“所指”———政治与道德的文学承诺的焦虑 ,使“个人式写作”再度裂变为“欲望化叙事” ,并成为当下诸种“新小说”普遍的叙事特征。叙事的衰变昭示出当代文学精神的流变和困境     

经济开发与消费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叙事主题往往是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分不开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探究和发掘的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市场条件下和消费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有关经济、生存、日常生活的表达，更多的是通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想象来完成对自己本民族发展的自身体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共同体发展想象实际上是国家想象。     

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构成了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论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

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民族神话、传说蕴含着民族文学的叙事密码和叙事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大力阐扬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精神,其意在恢复叙事效果上的“新鲜感”,实现叙事文风上的“古风”意韵,在叙事经验中抵达对“神思”的妙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实质上是“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沉潜地表达了对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归心;在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对民族神话、传说中深层次意蕴的发掘,于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性建构,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逃离与诗意--论王小波

王小波其人其文存在明显的“逃离”意向,表现为小说中逃离和生存中逃离。小说中逃离主要指小说人物的逃离和小说叙事的逃离;而生存中逃离则着重从其自由撰稿人身份来考察对体制的选离,边缘处沉默则是对中心的逃离。逃离的起点是无趣,逃离的终点是诗意。在诗意放逐的时代,王小波的选择更显现其可贵性。     

叙事姿态与文学立场——"新人民性文学"中的都市边缘人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其中派生的“都市边缘人”必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代文学注意到了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存在，并在近年形成了“底层写作”的强大冲击波。文章选择评论的几部中篇小说都与“底层写作”有关，但它们的叙事姿态和文学立场却大不一样。它们不仅是对“边缘人”这一特殊身份的描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情感愿望、心灵心理的壮写。“底层写作”现象说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它的情感立场以及文学内在的艺术性，也取决于它的社会性，即变革的社会生活，这其中涉及了读者对文学的期待、理解以及作家的创作冲动和灵感。这也是当下中国“底层写作”最大的发现和贡献。     

日常生活意义的拯救与回归——当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的流变

在任何时期,日常生活叙事都是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年文学中,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形成了两种独特的结合模式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救赎和对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日常生活的诗化张扬。“文化大革命”后,各种形式的日常生活叙事力图从主流意识形态中突围并日益疏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环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在极度膨胀之后陷入欲望化的泥淖里迷失其意义。在当下的众声喧哗之中,一些具有使命意识的作家对于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行着多向度的追寻。     

论《潮水集》跨文体写作的艺术张力

散文集《潮水集》的跨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史交融，作者建构了一个三维情感世界，使作品在文学与历史中穿行；二是均衡之美，表现在“叙事一抒情一叙事”和“议论一抒情一议论”两个创作模式上。     

中国文学早期的口头传播方式与叙事传统

“叙事”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写作“序事”,虽然不特指文学,但它强调的就是顺序,与当代的叙事学理论的某些内涵不谋而和。从文学的发生和传播角度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具有非常丰富的叙事传统,并且以叙事的技巧,包括完整、生动程度,决定了早期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使其中的一部分成为经典。     

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诗学建构与消解——从小说理论到叙事实践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在其小说理论和叙事实践中,竭力呈现其独特的女性主义思想。伍尔夫一方面在小说叙事内容上以"以小见大"的方式,透过女性日常生活的狭窄视角呈现人类共同理想的宏大主题;以"杀死房中的天使"的反思精神,批驳男权意识形态对人物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小说叙述形式上,用写作散文的方式创作小说,实践"雌雄同体"的叙事观,并有意减少文本的叙述者干预,让作者退出小说,引领了现代派文学发展的潮流。在社会习俗、文本常规、作者个性的交互作用中,伍尔夫在叙事实践中实现了女性作者的叙述权威,但在文本的诗意抒写中却走向了反面,消解了这种建构女性主义小说理念的企图。     

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     

论现代小说的诗性叙事

文学理应创造具有“异在性”的“诗意的世界”,因而一些现代小说家追求叙事的诗性。诗性叙事主要表现为:以感觉化的语言建立与现代工具理性相反的“感性秩序”;创造有着深刻寓意同时形象又十分饱满鲜活的“诗体寓言”;将情节、立意的模糊含混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期待在读者的阅读阐释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释"假体"

“假体”说最早由《二十四诗品》提出。其中“假体”有两义:一是假借形体;一是非常规体。“假体”是文明的异型写作,它打破常体局限,营造多重假象,开启异在之门。“假体”文学的本真品格在于突破名、言局限,否定文、学疆域,开掘思、诗意蕴,涵茹人、道因缘。在文学与历史交叉耦合的边缘,“假体”言说志在构建动静、空有、真假互化互动的诗性缘构域。认识“假体”在文学史中的重要价值,是我们切入文学考古学的一把重要钥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常叙事勃兴的文化再探

文学话语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文学场域与叙事潮流在当代中国各个时段都表现出微妙的制约与疏离形态,这种形态对文学话语或思潮的继起与退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自足的日常生活在当代文学批评与叙事话语中遭致批判、遮蔽和改写;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对世俗体验有了更多的精神认同,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格局被打破,多样化和异质性的日常生活及其体验在部分期刊栏目的策划下汇成一股多重主题和叙事形态的日常叙事潮流。从社会转型与文化驱力角度来解读日常叙事的勃兴,对于把握这一写作潮流的同质性和内在差异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王跃文小说创作的纯文学品格

文学界时常把王跃文称作“官场小说第一人”,这是以市场眼光和通俗文学标准来衡量其作品,矮化和固化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认识。事实上,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具有纯文学品格,作品底蕴厚重,充满张力,主要体现为三个向度：一、微观审视生命与人性,二、理性反思生存困境与存在意义,三、诗性叙事与诗意世界的建构。从创作本质看,王跃文是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纯文学立场,追求灵魂写作。     

“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新写实小说

文学的“日常生活”因素及其凸显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结果,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具有选择性、指向性和策略性.新写实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再生产性”、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推崇,对日常满足的平庸化、一般化叙事,确立了日常生活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本体性地位.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包括“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诉求、大众文化属性和“日常生活”的多元性,既要从下而上地参与不断变动的日常实践,也要从上而下地以理论建构“日常生活”的多维空间.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