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教育述论

民国初期,在政府主导下,北京社会教育逐渐兴起。政府的主要举措有:明确社会教育性质及提出实施社会教育规划,成立管理通俗教育的相关机构,明确通俗教育的教育经费,采取措施保障通俗教育顺利进行等。当时,北京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通过学校式社教机构和社会式社教机构来完成的。学校式社教机构包括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贫儿半日学校和注音字母传习所;社会式社教机构主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阅报处、图书馆和公园。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的各种社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京普通市民的智识水平,改变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抗战时期中共对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社会结构的改造

抗战时期,中共在晋察冀边区村选举与村政权建设中,为乡村社会各阶级表达或隐匿其政治诉求与政治利益提供了实践舞台。中共、村干部、民众在乡村民主政治的舞台上,发挥了不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改造了村政权组织结构,削弱了地主、富农对乡村权力的影响,锻炼和培养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乡村干部队伍,促进了民众行为、思维方式的转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抗战时期陇东民间小戏与社会动员

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政府因地制宜,利用民间小戏这一乡村社会广泛流行的文化形式,开始唤醒民众意识,动员群众参与抗战。同时,通过对民间小戏的改良,使广大民众对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提高了他们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功地实现了社会动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中共的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的回顾,可以发现这种互动在这一时期表现最为明显与成功,这为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价值取向;二是立足独特的历史文化是实现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条件;三是以目标意识和全局意识为指引是促进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方法。鉴往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促进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启示意义:一是要坚持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群众路线与推进民众政治参与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二是要立足政治文化的实际,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参与的话语体系;三是以“两个百年”目标为指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     

辛亥革命时期图书馆社会教育研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以提升国民素养、重塑民族精神、启发全民智慧为目的的社会教育思潮全面兴起,作为社会教育思潮传播阵地的图书馆开始由传统的藏书楼转变成社会教育的实施机构,其功能得到了全新的审视。教育部在社会教育行政上的改革和相关法规的颁布,有力的推动了公立图书馆社会教育事业的全面展开。图书馆服务重心的下移及对社会教育形式和场所的丰富,使得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的受众范围不断扩大,民众教育观念深入人心。     

国共两党处置逆产政策比较研究——基于惩奸法令的文本分析

抗战时期与战后,处置逆产为国共两党重要政治活动之一,其意义不但在于国际惯例之遵循、抗战经费之获取,亦关乎民族情绪释放、人心向背与政权威信树立,缘于此,国共两党于各自掌控区开展了颇具规模的逆产处置活动.囿于两党合作关系与歧异社会环境、政治地位、政党性质,逆产处置政策存有共通之处,亦兼具自身特色;两党相较,中共更为注重策略之运用,通过逆产合理分配,迎合民众利益需求,取得惩奸与民意双重效果,亦为战后两党政治对峙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中共革命与冀中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是中共革命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这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跟西方社会学语境下的社会流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同时也凸显出了中共革命下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使中共革命的实践一度变成了世俗化的社会运行,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就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     

基层参议员与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主体而崛起的数量庞大的基层参议员群体,既是乡村建设的政治参与者,又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实践者。这种新的角色,使他们既能在新的制度框架内拓展乡村治理的社会权威,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乡村社会中的既有传统。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基层参议员是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中共强大的社会动员之下,以参议会为主要制度基础,将乡村建设与民主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乡村改造和社会革命并举的乡村建设运动。     

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

近代以来,秧歌小戏广泛流行于山西各地乡村。相较于精英阶层参与的传统大戏,乡民创造的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为亲密。清末民初,山西各地秧歌小戏由于较少官方介入,更多地体现出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使秧歌小戏得到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作为民间文化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也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和乡民的思想情感。发掘秧歌小戏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乡村社会和民众观念,是秧歌小戏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