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宪法保护——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网络政治参与权是公民通过互联网合法表达政治意愿、主张,自由讨论并参与公共事务、公共决策,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公民权利,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受宪法保护。这一公民权利是一种以对话协商过程所呈现的政治权利,依赖于反映公共意志的网络民主舆情作用于现实政治生活。网络政治参与权不同于传统人权理论上的"消极防卫权",而是具有"公权"的性质,需要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各项措施来保障:第一要解放思想,重树宪法权威,积极落实网络政治参与权的宪法保护;第二是搭建协商民主的网络场域,构建我国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第三要继续推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实现民主舆情与现实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衔接。     

宪法的修辞：变迁着的公民身份及其表述方式

公民是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并同时统治和被统治的人。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一个政治的人,宪法直接与公民关联;在近代西方,通过让渡和保留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一个自然的人成为一个法律的人并在法律之下组织政治生活,权利成为公民与宪法的纽带;屈辱中走向近代化的中国,要将臣民构建为公民需以国民为介,与人民相对,以责任和道德为落点,这段复杂而独特的过程中,公民的表达词汇与叙述结构的变迁映现出了中国宪法的特质。     

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基于伦理精神维度

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从伦理精神维度反思,宪法法律制度未必能使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除非它伴生一种伦理文化传统,此种伦理文化传统有牢固的宪法法治信念,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具有普遍承认、契约法治与公共政治参与的公民精神。     

政治宪法的弹性

通过对政治宪法的性质和形式的考察,证明划定其范围和目的的传统方法过于狭窄:政治宪法所关涉之事乃是使政府成为可能并赋予其权力以及限制政府和约束政府。这一概念也被用于描述一组虽然核心但却尚不明确的政治自由——尽管它们经常被湮没并且经常被替换。针对一些学者所说的从政治宪法向法律宪法的迁移来对三种有争议的假设进行考察:第一种假设涉及的是广为流传的,但却是错误的,针对政治宪法的意识形态式理解;第二种假设涉及的是"法律性"抵御来自"政治性"的控制的能力;第三种假设涉及的是法律性在保护政治自由时的有效性。贯穿文章的一个鲜明尝试是用证据来阐明政治宪法在上述情况下富有弹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律资源研究初探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权力,历来被默认为具有必然合法的身份。事实上,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均需获得国家法律授权,教育的权力是通过法律许可而获取的。在宪法及教育基本法、教育子法、教育法规等确认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先地位得以确保,法律的授权表达为一种许可、性质的规定和范围的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应将法律的权力授予,视为一种可充分利用的优质资源,从资源论的角度用足法律,调整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诸教育的关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政府干预的宪法渊源考察——一项基于宪法文本的宪政分析

在文本学意义上,通过法律授予政府公共权力可能与法律的稳定性要求相矛盾。尤其在宪政条件下,公共权力的设定和运行应当具有充分的宪法渊源,或者起码不能与宪法构建的社会秩序相冲突。作为一项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公共权力,一方面,政府干预必须具有理论上的自恰性,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新宪法,或者修改和解释现行宪法,使政府干预在实践上具有充分的宪法渊源,从而保证政府干预在宪法上的合法性、正当性。     

“八二宪法”与中国政治发展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中国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从根本大法的形式上稳妥地纾解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规范了公共权力结构,促进了公共权力运行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合理处理了国家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关系,理顺了党法关系,如此等等。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总章程,揭开了中国政治发展崭新的一页。     

当前公共政治文化建构含义

当今公共领域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异质性但价值混乱，这根源于公共政治文化的缺位。单位社会治理无法解决公共社会治理的价值共享和利益共享问题，（所以）也不能在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建立新的文化和政治联系，换言之，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法律的功能是调整人们的基本关系，但公共政治文化才使公共领域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建构公共领域价值的关键在于重塑公共政治文化，这要求公共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建构现代公共性社会关系，而且后者形成的政治与文化联合体建立在利益组织化协调机制与社会公正维护机制紧密无间的政治联系上。     

法律与政治的交融——读强世功教授的《立法者的法理学》

<正>强世功教授的《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一书,从法律与现代政治关系的角度,提出了由"法律人的法理学"向"立法者的法理学"迈进的主张;对宪法文本、宪法解释和宪法司法化间题阐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