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台湾经济

剖析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宗法家族伦理观念和“家国一体”观念对台湾经济的影响,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王夫之对传统忠孝伦理下君臣关系的消解与重构

建立在家族制农业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父权家长制和家族伦理的扩大和延伸。王夫之摒弃以君主为核心的私忠,重新构建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公忠,从而动摇了君主家天下的伦理基础,而且提出“家国殊等”“环相而治”“虚君共和”的新型君臣伦理形态。王夫之将政治从传统伦理中剥离,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标志性人物。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家族制度述评

家国一体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的特征,家族的内在凝固性、整合性与法律互为依托,铸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色彩,形成“家族本位”的特质。追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演进史,剖析其特质,是我们更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途径。     

五伦范型及其文化原理

现实伦理生活中的人伦关系是丰富复杂的,孟子在对其进行系统概括的基础上建构了五伦范型。五伦范型是传统人伦实体设计的基本伦理范型,它体现了人伦本于天伦而立的文化原理,适应了"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它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道德哲学精髓,是支配人们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伦理理念之一。它为人们追求个体的现实归宿和精神家园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人伦坐标,挖掘其道德哲学价值和伦理精神对解决当下社会人伦之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儒家文化中的“人情”在企业管理中的现代价值

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伦理文化的精髓,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有关人土的关注,并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放出耀眼的光芒。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仅就儒家伦理中人情在企业管理中的现代价值,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人情,即人情主义,它是樊浩教授在阐述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形态时提出来的。（详见樊浩著（中国特色的道德文明）,海河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中国特色的道德文明）一书中,樊教授用人情主义这一新概念,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形…     

孔子家政伦理说

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先祖当推孔子。因为孔子处于中国奴隶制社会没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传统的家国伦理关系原则受到冲击,新的伦理原则没有确立。面对当时紊乱的伦理关系,孔子首先提出了以德明天下,以德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主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①从修自身始,达齐家、治国之目的,将“个体修养”、“整肃自家”、“明德治     

论伦理关系

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伦理关系的形成有其客观的物质性基础,也有其主观精神条件。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进化过程。伦理关系是有精神渗透其中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体性关系。实体性伦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复杂的制度、组织系统和礼俗伦常,体现为现实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伦理关系的发展是以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性和利益调节的必要性为依托的,是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联系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体现着特有的民族精神。伦理关系的维系和调整是由法律和道德共同实现的。     

以人为本重构中国家庭伦理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是“以家为本”,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基本面已经与现实的家庭伦理生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既不能有效地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现代家庭生活,也不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目标提供相应的伦理依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只有用“以人为本”的新伦理代替“以家为本”的旧伦理,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家庭伦理才能构建起来。     

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治理途径的一种解读

“修身在齐家”指出，只有通过修身培育道德感，才能营造道德的家庭生活，为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立足点。“治国在齐家”表明了儒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内容，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平天下在治国”则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含义，即，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化对于实现一个“德风开放”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哲学底蕴

“家”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图景与价值基础。西方哲学以不遗余力地异化“家”的姿态来奠定其核心价值观,“家”的身份在整个西方文明进程中是一个被不断工具化的概念。与之相对的中国传统儒教社会,以“不超越家庭伦理为人类永恒信仰之所在”的准则来建构其核心价值观——“家”哲学所阐发的信仰、仪则、思想与制度,既是“天理人情”这一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孵化基础。作为一种当然的存在,“家”哲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链条下,对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缔造家内秩序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贡献。“家”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护带,这种经验对于新时代民族精神与中国气质的培育和践行,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凸显“家”的哲学自信,提供了可参考的行动方案,这也正是家国情怀在新时代的新表达。     

经济与人文力

本文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的现状出发，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概念：文化力。俾此使文化研究走出理性与情感的困境。认为，文化力或人文力是对经济文化关系进行解释的新理念，它由三个基本的结构：文化要素，它与文化传统的悠久直接相关；文化方向，依此形成文化合力，它与文化传统往往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文化对经济作用的切入点。由此，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力，以及儒教伦理与封建主义的文化力作了深入的考察，认为，“天职”观念与世俗伦理、蒙恩观念与经济合理主义、理性禁欲主义与积累精神，是新教伦理所造就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力；人伦本位与名份观念、重义轻利与道德至上、人情主义与自给自足，是儒教伦理所造就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力。最后得出结论，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建，关键就是要进行文化调理，以期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果真如此，中国就会真象拿破伦所预言的那样，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会震惊整个世界。据此又演绎出“中国人文管理”的概念。     

论陈云的哲学思想及实践品格

陈云的哲学思想是在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升华中逐渐形成的。其哲学思想的实践品格,从精神特征方面看,表现为一种应用哲学,一种知行合一、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其价值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了三个具体化: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具体化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具体化为政策与事实的关系,把政策与事实的关系具体化为“上”、“书”与“实”的关系。     

黑格尔法哲学要义简析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创立了法哲学学科体系.“理念”是通过人的思维对客观规律长期认识而积累起来的“精神实休”.现实的人对“理念”的认识决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围绕“自由意志”这个中心,探讨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理念”的关系,认定法律就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法律就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理念法是客观存在的法则.按逻辑顺序,理念法首先外化为“抽象”的形式的法律,当主观的特殊意志与客观的普遍意志实现统一时,法律就达到了伦理性的高度.     

论人情传统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

人情原是中华文化圈中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与对方进行情感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人与人交往相处应遵循的规范或准则,亦即一种看重熟人关系、讲究个人感情、热衷人际往来、隐含期权回报的人际交往理念。人情或人情传统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儒家伦理文化、封建人治模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情传统有着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比如构筑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培育温情脉脉式社会关系、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等,然而,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私利侵吞公义、人治取代法治、“外交”削弱内功等。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情与法律、人情与制度、人情与规矩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情或人情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正向作用,又有效抑制它的消极和负面影响。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伦理建构

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是通过维新的方式,对氏族组织进行改造,血缘宗法的原理与精神直接作为国家政治的原理与精神,将家、族的内在机制结构化、制度化为国家机制,从而形成父权、族权、政权的三权合一、三位一体以及家国同质、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之范式,巩固了西周的统治,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生态尤其是政治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