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中人名的顺应处理

本文以顺应理论为指导,针对外宣翻译中的人名翻译,从一般人名翻译、名人名讳翻译、约定俗成名称以及谚语典故人名处理几个方面,阐述了翻译人名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解决的策略,并探讨了专有名词中一直被忽略的人名翻译的技巧。     

构式语法途径下的英汉人名翻译

人名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音译原则,还可能涉及具体语境对人名形式的要求,甚至对非人名形式的选择等。翻译的构式语法途径可以提供更综观的描写视角。文章在基于构式观的翻译过程认知模式下,尝试对英汉人名翻译过程做出系统描写,将英语人名构式的汉译归为人名构式、类人名构式、超人名构式与非人名构式四类形式对应,十余种具体翻译策略,通过对翻译过程中译语表征图像建构阶段的拆解分析,呈现人名翻译的策略选择机制,并提出,实现译文表征图像的实体化是构式观下英汉人名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理据,人名翻译的复杂性可由动态翻译语境中译者对译文表征图像的不同建构方式来阐释。      

外国人名翻译失范的原因、弊害及其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在外国人名翻译上很不规范,这有历史、现实和认识三方面原因,但关键在于对外国人名翻译的弊害认识不足。外国人名翻译不规范,不仅造成认识混乱,更给交流、学习和研究带来不便甚至是严重影响,规范外国人名翻译势在必行。只要国家规范,学界重视,外国人名翻译的规范最终必将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外国人名翻译失范的局面就一定会有根本性的扭转。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网络时代下外来生僻人名的汉译策略——以《公共外交》为例

外来人名的汉译国内虽有《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可以参考,但对既定文本中出现的不少人名却依然无能为力。在讨论人名翻译的对等原则和罗曼语系人名汉译的特点基础上,以《公共外交》中繁杂的外来人名汉译为例,提出网络检索、官网核查、邮件交流三种策略来解决文本中生僻人名的翻译问题,认为译者在汉译外来人名时,必须要在参考权威辞典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网络带来的便利条件多方求证,力图做到人名汉译的对等与可信,以期为新时代的外译汉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考。     

新约圣经汉语“逆”翻译研究--论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翻译策略与思想

传统意义上的圣经汉译是将圣经原文语言信息转换成汉语来表达,让读者在汉语语境下以汉语思维模式领悟圣经原文的语言信息。而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与此相反,它是以汉语符号系统展现新约圣经希腊原文的“原貌”,目的是让读者通过汉语进入希腊语原文语境,以希腊文的思维模式来体验经文原文信息,在翻译思想及翻译理念上具有很大程度的相“逆”性。试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能够较好地阐释中文代表字原文新约圣经的翻译策略及其所体现的翻译思想与理念。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从哲罗姆翻译的《圣经》看翻译中的顺应倾向

西方古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并使《圣经》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该教在1546年宣布其为教堂认可的版本。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哲罗姆提出了翻译要“活译“、“要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反应了其本人为了顺应读者、宗教权威及其自身翻译风格的需要。本论文旨在对其《圣经》翻译中顺应倾向做进一步的探讨。     

“译名难”琐谈

翻译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译名难。译文学作品时会遇到不少译名问题,除人名、地名外,还有涉及历史背景、典章制度、风土人情、宗教习俗、节日、住房、服饰,乃至圣经故事,古代神话等等方面的词语。至于学术著作,翻译时务必做到译名准确,则更是自不待言了。而且有些译名,“索之中文,渺不可得”、“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国近代翻译界的先驱严复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大,确实道出了翻译工作艰辛的一个方面。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自然必须刻苦学习,力求具     

含有人名的英语习语之隐喻探源

英语中有许多含有人名的习语具有隐喻意义。本文在语料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人名隐喻义的由来进行了探讨,指出《圣经》典故、神话传说、轶闻趣事、文学戏剧、时事新闻等是这类习语隐喻意义的主要出处。     

浅谈藏族人名的文化含义及其翻译原则

人名属于一种文化范畴，也是一种语言符号。藏民族的社会历史、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民俗风情、语言文字等与人名密不可分，并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随着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藏族人的姓名也是翻译内容之一。在翻译藏族人名时，只有更全面地分析和更深入地了解藏族人名的文化含义，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发生尴尬的事。     

女性主义和《圣经》翻译——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阐释《圣经》,以“中性”或“两性兼顾语言”方式翻译《圣经》。文章论述了女性主义者对《圣经》翻译的几种修正方法,由此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     

多神与一神之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

圣经翻译实质关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释,虽然圣经译者希望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原文,但是,翻译者的意识形态和教义认知往往左右着他们对圣经的翻译和诠释,因而翻译本身并不能排除教义偏见的影响.不仅存在翻译者的一神论教义与原始文本的多神教线索之间的张力,即把一神教信仰强加到译文中;而且,译者还有可能通过不恰当的翻译异化与魔化“他者”的文明.例如,中文和合本圣经跟随英文钦定译本将圣经里的海怪(“dragon”)翻译为“龙”,就是这种不恰当翻译的一个例子.     

晚清民国华人翻译圣经译本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     

浅议古诗英译的等效问题

动态/功能对等理论只适合圣经翻译,是圣经翻译理论,其不适合文学作品翻译,更不适合诗歌翻译。本人意在通过理论论述和当今学者们的翻译调查及实践说明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动态/功能对等理论同样适用于诗歌的翻译。     

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

宗教翻译"钦定"现象是指以国家或教会最高统治者名义对某一译本或其翻译、制作、发行、阅读等实施权威化的过程,即译本法定化过程。圣经的传布和基督教的传播得益于圣经翻译"钦定"现象,圣经翻译"钦定"史料显示圣经钦定现象呈现出单语钦定传承性、多语钦定并存、宗教政治性显著的特征。圣经翻译"钦定"现象作为温和的权力争夺方式,通过"钦定"赋予译本特定的符号,进而在大众对这一特定符号的"误识"过程中实现了译本权威的建构。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反映了宗教政治对宗教文本强力操控的运作机制,也是符号权力合法化,并对宗教政治、宗教传播,甚至译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认知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     

圣经的归化翻译策略——以“道”字为例

一般圣经汉译学者认为,圣经和合本的成功在于其采用了倾向于源语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此外,和合本也尽量贴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一些哲学思想方面的处理融合进了东方式的思维,以使圣经思想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约翰福音中将Word译为"道",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及圣经中的Word的分析,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尝试证明圣经中译本的归化翻译因素。     

从圣经《旧约》诗集的三个汉译本看翻译标准

翻译中很多标准都对译本提出了"忠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忠实"标准在内容、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与圣经翻译原则有内在的契合。圣经文学的经典地位要求圣经翻译也必须再现其文学价值。对圣经《旧约》诗集三个汉译本的文体对比分析发现,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和合本》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畅达,文辞古雅优美,基本上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标准的较高要求,具有独立的翻译文学价值。     

英美人名的构成及其汉译

指出英美人名的构成有三种情况①含有地名的人名;②由个人名与家姓构成的人名;③含有序数词或附加名的人名.同时,对英美人名爱称的构成及其翻译方法作了初探探讨.     

首部汉语《圣经》词汇研究——以《圣经直解》虚词为例

阳玛诺神父于1636年完成了十四卷著作《圣经直解》,该书翻译了《新约·四福音书》26.5%内容,是现存最早、篇幅最大的汉语《圣经》,并对后世汉语《圣经》产生了非常大影响。对此书中虚词尤其是助词使用情况的统计、举例、分析,与“白徐”《圣经》和《古新圣经》对比,以及意义相同（近）书面语与口语使用情况比较,探究了《圣经直解》在翻译中选词、用语的重文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