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

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鲁迅发表了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鲁迅的讲演对魏晋士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研究中古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国内外学者对魏晋玄学及名士作风的研究无疑已更具有广度和深度,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不足,学术界对魏晋风度某些方面的研究,多年似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阮籍、嵇康是魏晋玄学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魏晋之际这个中国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但对他们与佛道二教的关系问题…     

两种灵感状态与两种审美境界——从一个角度比较辛亥革命时期与“五四”时期的我国文学

<正> 本文涉及的是辛亥革命时期与“五四”时期文学作者的两种灵感状态:酩酊状态与梦幻状态,以及由此而呈现的两种审美境界:酩酊境界与梦幻境界。一中国文人早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也早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酒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形成自己独特的气度、气派和气韵起着作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分析阮籍的饮酒,说:“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教科书①,”它展现出的魏晋风度更是千古谈资.所谓“魏晋风度”,就是士人们以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言行展示了“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在本质上说,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众所周知,魏晋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自汉末黄巾起义以来,直至隋统一中国这期间整个中国几乎完全处于分裂割据和混战之中,尽管期间出现过象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但很快就被八王之乱替代了.总的来说,整个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虚伪、仇恨、凶杀,很多知识分子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动乱摧毁了儒家的一统天下,儒、道、佛几种思想得以并存,玄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气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促成了人的觉醒。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正> 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世说新语》是褒尚清谈的,它记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以来清谈的盛况。一清谈,严格说来是由魏正始年间兴起的。在此以前追溯到汉代,清谈通常称作清议,即臧否人物兼及议论政治。清议与察举制度有关,朝廷由察举取士,而仕途又为豪宗强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广东四会举行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广东中国文学学会在四会市举行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年会,较集中地回顾了文艺学和古／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会上,黄修己教授首先以“新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战略名家论坛以及全球化趋势、学科建设”为题作了专题报告。他指出,起于经济科技领域的全球化,已经影响到文化领域。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和话语霸权,我们要积极回应。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是纯粹的,今天被视为正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也含有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中外历史上一些民族文化的消亡,是由于他们人口太少,其文化与…     

精神界战士的还原与承传--读李新宇《愧对鲁迅》

鲁迅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门显学。可以这样说,在当下,如果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没有涉及鲁迅研究,多少都显得学术底气不足。因为“我们清点20世纪中国的精神遗产的时候,鲁迅肯定是最有分量的存在之一。”而且“他(鲁迅)在现代文化史上取得了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缺少对话者及缺少承传的孤绝地位。”在众多文学研究对象中,鲁迅确实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文学存在,很有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味道了。众所周知,鲁迅研究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孔融论

<正> (一) 曹丕把孔融列为“七子”之一,看上去是很古怪的,因为其余六人都可算是曹氐集团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孔融则是一个反对派。鲁迅先生早已指出: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欢和曹操捣乱。曹丕在《典论》里有说孔融的,因此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更早的是明朝人杨德周,他辑印《汇刻建安七子集》,即剔出孔融,另加曹植以凑足七人之数。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夜杀掉孔融,跟后代某些帝王大兴文字狱随便杀戮文人不尽相同。对     

鲁迅研究在香港

<正> 鲁迅并非孤立的历史现象.他是文学的,又是政治的,而且属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就以香港同中国大陆来说,其鲁迅研究的姻缘关系,是十分密切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恶耗传来,香港同胞反响强烈,各报刊均载讣告与悼念文章.在此之前,香港当然也偶尔报道鲁迅的活动,特别是鲁迅在广州及亲到香港讲演时,曾有文章谈论鲁迅,但算不上学术研究,评介鲁迅最多的是在鲁迅辞世之后从1936年至1941年,人们都沉浸在哀悼“民族魂”的一片泪海之中.不少文章带有浓烈的悼念意味.其中以毕明的《悼鲁迅先生》最有代表性.他称鲁迅为“中国文坛的巨人”、“东方弱小民族革命斗争的领导者”.由于鲁迅精神沟通了海内外的“中国心”,所以有些文章直接挑明,今天追悼鲁迅,“更要坚定地勇敢地接受其遗志,促进民族阵线之巩固与迅速建立太平洋的集体安全制度,与世界上一切的恶劣势力奋斗.”     

鲁迅先生和小学

鲁迅先生以他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冲锋陷阵,呕心沥血,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著作。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的著作是我们文坛的瑰宝,我国人民为有鲁迅和他的著作而感到无比骄傲。正如韩愈所吟咏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鲁迅先生的著作将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鲁迅先生杂感的脍炙人口,是早有定评的。今天,在纪念鲁迅先生的同时,仅就鲁迅先生和小学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论六朝文化的开放性

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文化集秦汉之雄伟博大,诸胡之自由强悍,以独特鲜明的个性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魏晋六朝既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纷乱的时代,又是精神史上人性重新觉醒开始认识自我的时代.六朝文化具有宽容精神,涵容百川,吞吐万象,儒、道、玄、佛各种文化思潮竞相争奇斗妍,学术文化氛围空前活跃;文人雅士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力求摆脱礼教束缚,想象力和创造力获得自由驰骋的空间,呈现出文化开放性的特征.     

论“魏晋风度”崇尚自然之理念的生态主义价值

“魏晋风度”崇尚自然的理念，造就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尊重与平等的传统文化，塑造了醇和内敛、乐天安命的民族精神和注重精神修养、神思遐想的思维方式。其超越时代的意义在于和谐大同社会的探讨和憧憬。历史地看，传统文化虽然造成工业时代国力的衰弱，但不能够以此评断为文明的落后。     

论鲁迅与文化问题

鲁迅先生不只是一代文学巨学,更重要的,他还是旷代文化伟人。他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挺立在中国历史上光明与黑暗的急剧更替期,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期,创造与起飞的紧张预备期。“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它某一专门领域,而是以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骋目于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之恢宏天地,骋目于中国历史转折时期阶级斗争的总形势来看的。所以,他又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沈约辞赋简论

沈约辞赋简论林家骊“赋”这种体裁，起始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荀卿和屈子，大盛于两汉，演变递进于魏晋六朝，至唐变成律赋，至宋又成抒情小赋。六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辞赋这种纯正的文学体裁就相当地受到重视。一个作者的文学水平，往往既要看他作诗的水平，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