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魏晋风度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杰出诗人,是魏晋风度真正的代表人物,执著地追求自由、挥洒清新飘逸的诗风,表现一派质朴脱俗的真情,这就是陶诗也是魏晋风度的真谛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贾宝玉与魏晋风度

本文试图从贾宝玉与魏晋风度这一视点来揭示两者之间内在的精神文化联系,主要分析了贾宝玉的鄙弃琐屑的事务、外在的功名,多情、痴情,率真任性等性格特点,并揭示出其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类型论

魏晋是一个解放的时代,魏晋风度也就是一种解放的风度：饮酒服食,炼丹寻仙,华彩词章,游走书法,言行举止,……都展示出新的风貌。这些汉帝国时期的规矩经生不愿说、不敢说、不愿做、不敢做的,他们说了、做了,并且真正地凝定在了历史的时空中,铸成了一座永恒的历史...     

简评魏晋风度

一何谓魏晋风度?顾名思义,魏晋人的文章、言谈、举止、态度。然,魏晋风度绰约多姿,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正始名士有正始名士的风度,竹林七贤有竹林七贤的风度,到了西晋元康时期,又有西晋元康时期的风度。而其中又分别有哲学家的风度、诗人的风度,天子与朝臣的风度,等等,一言难以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试论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是成份复杂、历来颇遭非议的一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忧谗畏讥的忧患之士,在他们潇洒不群、异于常人的言行后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和消极对抗。历史注定他们在身心上要承受那个时代的巨大苦痛。     

魏晋文学的自觉与反自觉

魏晋南北朝向以“文学自觉”著称。其实,该时期的“文学自觉”同时也是“文学的反自觉”,文学的分体合流与返本合源在该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都有重要体现。追溯魏晋文学“自觉/反自觉”说的嬗变轨迹及历史背景,并以“玄言诗”为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即可看出“魏晋文学自觉”说存在的某些偏颇,“魏晋文学反自觉”说的纠偏性补正,以及其后魏晋文学“自觉/反自觉”说的价值和意义。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

建安文学与盛唐文学,虽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一属典型的乱世,一属模范的治世;然而二者之间却有着神似之处,那就是:情与志的复合。也就是说,个体的“情”,与关心群体利益之“志”,处于重合关系、统一关系。     

“魏晋风度”与求仙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彻底更全面。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新局面,其中求仙主题就是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主题。就当时政治、社会局势来看,求仙成为文人挣脱精神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途径。从疑仙到求仙,文人经过了心灵的洗礼,创作灵感更是与宗教紧密联系,求仙主题的出现为后代隐逸主题和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和发展作了铺垫。     

试说“魏晋风度”

一汉末的仲长统,就“性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常无语,时人或谓之狂生”①。其个性和举止,已开魏晋风度之先。曹操“任侠放荡”、“为人佻易无威重”,曹丕慕通达而敢作为,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氏父子的放浪性格和反传统行为,对魏晋风度的普遍形成起了导扬作用。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建安文士,大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并受曹氏父子影响。“曹氏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指曹丕、曹植）,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②“刘桢作诗”仗气受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③,为人处世也即如此。诗文为“建…     

悠远的回响:魏晋风度与新生代作家

新生代作家以与传统断裂的姿态立于文坛,其实他们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自由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美学的自觉追求等方面与"魏晋风度"时期的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审美特质有着精神命脉的契合与绵延性。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

曹丕的时代结束后。中国的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继续向纵深演进。陆机承上启下，揭橥文学特征，探讨创作规律，建立审美标准，并相应地在创作中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追求艺术的表现力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陆机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魏晋文学自觉"辨

中国文学的自觉与否,不可能是某人的某句话确定下来的,它应是一段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文学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地位其实与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文学需从其它艺术形式中得以分离出来;二是有一批符合文学定义的创作成绩;三是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文论上对文学有所自觉与总结.由此, "魏晋文学自觉"的定论就很值得我们重新思索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