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同归死同穴——论王闰之在苏轼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在人们的印象中,王弗、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曾为她们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王闰之则遭受相对的冷遇,但这只是研究者或接受者的感情倾向,而非苏轼的感情倾向。从生活的时间、诗文统计以及哀悼、祭祀文字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王闰之在苏轼婚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周易》在苏轼治学中的地位

苏轼自小就开始在其父亲苏洵的指导下研读《周易》,中年被贬黄州时开始撰著《东坡易传》,晚年被贬海南时继续对《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进行修订,最终定稿。在苏轼看来,《周易》是古圣先贤们曲尽人情世态后总结出的一部指导人类成就盛德大业的教科书。苏轼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人生态度等时常以易理为理论根据,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增强说服力。苏轼是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标撰写《东坡易传》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撰写了《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     

论苏轼诗中的农具意象

农具意象在苏轼诗中频繁出现,不仅表现出诗人的爱民情怀与忧民之心,同时也是诗人在经历仕途波折后出世与入世矛盾抉择的体现,也折射出诗人儒释道思想相互融合后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词中的舟船意象

苏轼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始终在不断的迁谪中流离,舟船就成为了他一生中离不开的交通工具,自然也成了他诗词中经常书写的对象。总的来看,在苏轼的词作中,舟船意象大致呈现出三类美:一是舟行碧波上的图画美,这类图画美是以舟船入景,把舟船作为欣赏的一部分,主要动静和虚实之分。二是舟行内心世界里的情感美,在苏轼的词中借舟船抒发了微妙的心灵世界、离别的伤感、超脱的境界、漂泊的愁绪四种情感。三是舟行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美,苏词中的舟船意象不仅带有传统文化中诸多闪光的思想理念,也表现了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风俗,并在同类诗词创作的历史传统中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三种美相互交织构成苏轼词里色彩斑斓的舟船世界。     

宋代诗话批评视野中的苏轼论

宋人诗话对苏轼予以了高度关注，在对其作诗本事的记述及诗作特征等的品评中，抓住苏诗创作取向和诗法用事着意进行了评析，对苏轼作为诗人的襟怀情性、人品气节亦有论及，这基本见出了苏轼及其诗作的内在特征，为后世进一步把握苏诗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批评养料。     

论苏轼词中的时空描写

苏轼在其词作中对于时间空间的探索和思考真切地显示出了他不凡的才气。既有对已逝时光的追忆和回溯 ,又有对来来世界的畅想和索寻 ,也有对空间错位或凝缩的认知和刻画 ,还有对时空交织的感悟和勾勒。苏词中的时间和空间不再是纯客观的了 ,而是熔铸了作者的情感和意志的一种艺术的幻境。透过这时序颠倒、空间转换、时空交叉组合的特定描摹 ,我们不难窥探出词人心理世界意识流动的蛛丝马迹、细波微澜     

论苏轼词中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

苏轼热爱自然、钟情山水,创作了大量具有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词作。在其词中,苏轼通过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感受到自然的亲和力,体认到自身的生命价值,实现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交融,追求诗意的栖居地。苏轼词中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表现为以自然为友,将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进行关联,认识到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生发出对于生命的热爱之情以及对于理想世界的追求之情。     

论苏轼山水词

苏轼山水词的数量,超过了他之前的宋代山水词的总和。他的山水词词体形式主要是令词,也有中长调,皆运用自如,推进了潘阆、柳永等人之后词写山水景物的发展,使词咏山水情怀、刻画山水景物的功能大范围启动,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苏轼山水词以旷逸为最大特色。     

谪仙风采 无言心许——苏轼论李白浅述

从苏轼现存诗、文、词中可以看出,苏轼对李白充满了仰慕、崇敬之情,这在当时北宋文坛扬杜抑李的语境中是难能可贵的。"谪仙"一词的高频率使用表达了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惺惺相惜的情怀。     

论苏轼在黄州的思想及创作

黄州之贬,短短五年,却是苏轼一生中的重要时期．本文从探讨苏轼思想中懦、道、佛三者的位置及相互联系入手,分析了诗人在逆境中通过对人生的思考领悟,从而升华出的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生命的愉悦;其次,分析了作为这一过程之写照的苏轼在黄州的创作,总体上呈现着旷达适意而隐现忧伤的境界．这两点正是苏轼给予中国文化史的卓越贡献．     

论苏轼文学批评文体特征

苏轼作为宋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不但他的文学作品文体形式多样,而且他的批评文体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他的批评文体主要体现为论诗诗、序、题跋、书、尺牍、祭文、记等形式.苏轼的批评文体明显呈现出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传统特色,其批评文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语言的美文化和风格的抒情化.     

论宋代苏轼文化现象

苏轼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苏轼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博学与多才多艺,使苏轼成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化名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和集大成性,使苏轼于宋代文人中,卓然挺立,格外耀眼;门庭广大,追随者不绝如缕,使苏轼成为一代文宗师范;频繁的政治迁徙,使苏轼在磨难中走向成熟,声名鹊起,不可阻挡;以苏轼为代表和旗帜的苏学、蜀学和蜀党,在宋代光彩夺目;以苏轼为冠冕的三苏,成为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声名隆盛,影响至大至微,至深至远,域内域外争传共举,摹效攀附,乃至据此谋利,成为一种时尚。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论苏轼与秦观的交谊

秦观是苏轼最中意的弟子,元丰时期他们相识、相知,元祐、绍圣、元符时期政治上同升并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才、生活诸方面的契合。他们和而不同的相处、相交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论苏轼文艺作品中的“酒神精神”

尼采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突破个体化束缚,与原始自然融合。“酒神精神”虽然在肯定生命的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生命的悲剧性本质,但是摆脱了彻底的悲观主义,主张直面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并对其进行超越。我国宋代文人苏轼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酒神精神”。苏轼一生命运多舛,但他始终以超越的姿态来应对生命的痛苦和不幸,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苏轼的“酒神精神”在其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苏轼散文体制创新管窥——苏轼散文文体形态论之一

体制是文体形态的四大构成要素之一,苏轼散文按其体制可分为辞赋、论说传状碑志、尺牍、奏议公文、箴铭颂赞、序跋、杂记八大类,其中辞赋、论说、题跋、尺牍、杂记五类体制创新最为突出,即努力突破已有的写作规范,破体为文,进一步开拓散文写作的新天地。苏轼散文体制创新一者源于他“出新意于法度之外”的创新精神,二者与他“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创作思想紧密相关。     

论苏轼的两次仕杭词

杭州词是苏词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苏轼在熙宁和元时期两次出仕杭州,其词作都具有清丽毓秀的特色,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苏词。而两个时期的杭州词也各有其特点:熙宁时期属词创作的早期,承袭婉约词风,但高出人表,且题材上大有开拓,自有其独特价值。元祐时期则在艺术表现上日趋成熟,风格多变,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蕴藉。     

宋代豪放词风的创立及其特点——兼论苏轼的词史地位

宋词群星璀璨,在我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宋代"豪放"词的出现,是词坛的一大转折。而苏轼无疑是"豪放"派的创始人。他一扫晚唐、五代以来萎靡不振的词风,突破了词为"艳体"的传统观念,扩大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使词沿着一条比较健康的道路发展。苏轼的"豪放"词,以博极雄大的才华,开阔坦荡的襟怀以及意气风发的生命活力,取代了传统"婉约"词的统治地位,极大地征服了读者。     

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论略

雾因其变化万千的姿态呈现和朦胧迷离的意境营造,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文学作品着力表现的特殊意象,而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尤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涵。以雾绘景、以雾摹物、以雾衬人、以雾抒情,苏轼的咏雾之作多面向拓展了雾作为意象符号的表意功能,使雾意象的含义更具有多义性。     

试论汉代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两汉时期的社会文明,承先秦之余绪,开魏晋之大端。因此,两汉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男尊女卑的倾向十分明显,构成主流,另一方面汉代的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又有一定的自主地位,主要表现在结婚择夫、离婚改嫁、夫死再嫁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其一,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完善,正统封建伦理观念的日渐盛行,女性地位呈现出递降的趋势;其二,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束缚尚浅,统治者具有开阔的胸襟和气度,更重要的是汉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成为汉代社会生产的主要创造者。     

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

苏轼两度来杭均因政治原因外放做官,处于人生的失意时期。但他坚持为百姓做事,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其政治理想;苏轼生活积极、快乐,他观览山水、吟诵诗词、结交僧侣,与杭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最好的融汇状态。这种生机浩荡、天趣洋溢、超然旷观、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是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又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构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体两翼,传达了他对个体生命的真正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可供仿效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