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汉代经学的井田思想

汉代经学的井田思想秦学颀汉代的儒学大师们立足于大汉帝国的现实，全向总结了当时“汉家法周”的社会思潮，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汉帝国提供了一个“奉天法古”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就是经学。所谓经学，就是汉代经师们通过训诂章句，对先秦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价值系统...     

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制度与转型:文献学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主要是在学术方法上的,今文官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口耳相传的师说系统,但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残缺,要对六艺有切实理解,最终必求之于文献的把握。所以刘歆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在解经立足点上,从师说转到了文献上来,从而引起了今古文的对立。在两汉今古文经学问题上,当时双方都不讨论文献真伪问题,而是学术立场,即对于文献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经学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不是两条线的对立。并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刘歆造伪及今古文对立的一些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

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张涛儒家经学在汉代成为正统学术和统治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士人，由于经学的濡染、熏习，心态也已大大不同于先秦士人。汉代士人心态可以归纳为：...     

经学与汉代的制度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经学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汉代在推进和强化政权建设、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将儒家经学当做重要的理论依据,将儒家经学奉为最高的思想权威,武帝以后出台的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救灾措施、法律制度等,其中无不闪动着经学的身影,无不与以经治国有所关联,而此举又从不同方面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传统制度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经学与汉代的文化建设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的任何变化、发展,都在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是如此。汉代经学与文化建设的这种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荀悦的人口思想

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东汉末年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人,系先秦荀况的十三世孙,为当时著名的地主阶级的政论家和史学家。他自幼好学,十二岁时,就能解说《春秋》;因家境贫寒,无钱买书,常借阅别人暂时不用之书,一览多能诵记。他成人之后,逐渐走入封建统治行列,曾应曹操征召,初任黄门侍郎,后迁为秘书监、侍中,为献帝刘协侍讲禁中。他曾奉献帝之命著《汉纪》三十卷,时人称     

经与经学

在战国时期之后,“经”字是一个泛称,用来指称先秦诸子最重要的典籍。“经学”之名,始于汉代,特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是“中华元典”,自汉以后,这五种典籍书名皆缀“经”字。由此五部经典逐渐衍生扩大,而有七经、九经、十二经,至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经学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地位。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稷下学宫与汉代经学

经学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建构意识形态霸权之后的特殊产物.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在经学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稷下学宫与汉代经学

经学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建构意识形态霸权之后的特殊产物。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在经学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汉代经学的演变与四言诗的走势

四言诗发展到汉代,受经学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汉代经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初创期、昌盛期和衰落期。汉代四言诗的创作则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主流作家的四言诗,一个是民间歌谣的四言诗。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使主流层面的四言诗与经学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走向依附再回归疏离的发展过程。主流层面的四言诗整体上呈现出一面是经学化、一面是边缘化的双重发展特征。民间歌谣四言诗则相对比较疏离于经学,受它的影响较小。     

浅论汉代诸子学与经学的界限

辨析了汉代诸子学的发展源流,证明诸子学是汉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同时又对诸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诸子学与经学存在一种互通并存的状态,这实际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缩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