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学与术：两汉经学演进历程的一个视角

两汉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齐学、鲁学之争 ,今古文之争 ,还有谶纬之学与经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学术虽有自己的内在理路 ,但总的来说 ,是学随术转。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对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古文之争之前的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学逐渐盛行;重在阐释经文的义理,有随意发挥的意味;重在通经致用,多与现实相联系而不重视史实的考证.今古文之争使今文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说经章句由繁琐向着简略回归,由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视史实转变,在古文经学条例化的影响下今文经学也逐渐条例化.     

“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晚清今文学复兴及由此引发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乃近代知识与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以经今文学为大宗的"蜀学"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中心之一.民国初年成立的四川国学院,名师云集,今古文大师廖平与刘师培角力于此,更是近代学术史上少见的文化现象.抽绎出廖平与刘师培这段民初经今古文碰撞的学术线索,有助于明晰近代"蜀学"的走向以及刘师培学术转变的实情,进而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初的渊源流变.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道光年间的学术流派

一 清代经学研究的风气很盛,派别林立,其学术宗旨、研究方法、学术作风因时变化。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①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采之学新。”②清代学风曾几经变化,其间,尽管有程朱陆王之争,汉宋之争,今古之争,新旧之争。但是,一条“实用”精     

钱穆《国学概论》一书"今文"、"古文"观质疑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文问题.理清钱氏的今古文现对我们全面理解他的经学观是必要的.《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文"、"古文"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文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文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文之争者.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文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①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     

东汉儒学文献的新发展和新气象

［摘要］东汉是儒学文献持续发展时期，由于“今文、古文”从并行到统一，儒学文献也经历了从并驾齐驱到古文统一今文的过程。具体来讲，虽然今文当时是官学，古文是私学，然而今文家多单经传授，成果稀少，古文家则多博学大师，文献丰富。今古文在东汉呈现出从初期的今强古弱，到中期的今古相当，再到末期的古胜今衰，最终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兼采今文，实现了今古文学的统一。东汉时期，儒学史文献、儒家集部文献也呈现出初盛景象。     

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影响

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后期,经学家们舌辩笔战直至东汉灭亡。这一斗争,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回顾这一争辩也是大有裨益的。     

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

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优劣长短之争,是晚清经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龚自珍对此经学纷争,既反对汉学与宋学之分,又持今、古文经学同源说,并主张汉学宋学、今古文经学无偏废,兼采并收.所以,说龚自珍的经学乃今文经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分门户,兼采汉宋、古今文经学,实事求是,才是龚自珍的经学根本,而这与乾嘉汉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本文基于对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谶纬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根据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经学问题略作评析。     

从经学诠释学看今古文经学之争

以“依经立义”、“倚传现义”这两种经学诠释学思路来重新观照刘歆立古文经学与经今古文学之争,可以发现：所谓“争”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其实是两种诠释学思想之间的互补。不论是今文经学的此消还是古文经学的彼长。都是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的内在调整与完善。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化用与瓦解——论章刘古文学立场与今文学派的关系

章太炎、刘师培所建立的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古文学者的立场亦往往存在暧昧、游移。章太炎的古文学是在与常州今文学的对话中建立的，其早期主要回应刘逢禄对古文不言大义的批判，努力调和春秋三传，论证《左传》亦传素王大义；中期接受“六经皆史”之说，以今古文经皆为良史；后期坦然接受刘逢禄对古文为史学的论断，擅“尊史”为古文专长。刘师培与今文学的关联更为暧昧，其早期始终试图调和今古，与今文学家亦关系良好；中期因章太炎之力劝，方才信古非今；后期在廖平影响下重新以地理疆域为视角调和今古。而古文后学因对实证史学的追求，更罕言今古之辨，走向瓦解今古之争的道路。     

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本文对今古文经学在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所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论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并对今古文经学双方的势力、地位在两汉之际的消长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中肯的分析和按断。     

汉代经学发展的历史产物——《说文解字》及其作者略评

两汉是经学发展的兴盛期.在经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两派的对立与斗争,反过来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人们为了解经说经,就要研究语言文字.因而,经学的发展,又促进了语言文字之学——小学的发展.汉代建立以后,废除“挟书之律”,搜求古籍,又进一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于是,设立博士,整理经籍.汉代经籍有两个来源,一是依靠记忆而口     

谶纬乱经：东汉帝王与士人“天命”解释权之争

两汉时代士人援引谶纬解释经义,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帝王对谶纬大力推崇,使得谶纬之说杂入经学,实则是帝王利用权术对今古文经学进行某种程度的驾驭与引导,使得原本因学术观点不同、学派异见纷争而展开的今古文之争,性质重心发生变化,转而呈现出士人为寻求官方支持、占据学术风气主流地位而争引谶纬、附会经义的现象;另一方面,谶纬之说的大量杂入,使得经学在整体上丧失了学术纯洁性与权威性,客观上造成了"谶纬乱经"的实际状况,最终使经学走向衰亡。帝王这种倡信谶纬、引导士人援引谶纬解释经义的现象,背后存在欲以谶纬为手段,收归在西汉前期即已为士人阶层创设并持有的政权合法性解释的权力,以达到巩固集权统治的目的。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叶德辉经学立场浅析

晚清维新运动时期,在经学内部炽烈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中,湖南学者叶德辉的立场可谓典型。他不赞成强分学术门户的做法,也不赞成汉宋兼采之说,自称尚汉学而独崇朱子;其为学重实证而排空虚,斥今文而尊古文,而且对先儒学说也不苟同。他是一位思想独立的经学家,所持立场和主张对后人多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