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套牢研究——基于利益一体化和股权激励方法的探析

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在企业和员工之间转移的特性使得控制权纵向一体化及企业和员工共同持有公司股票两种办法无法根本解决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套牢问题.但是,在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博弈中,收益分配的比重和高水平的股票未来收益的预期会提高双方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和专用性投资激励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农户加入“农超对接”供应链意愿不足这一现实问题,首先,分析“农超对接”供应链的不完全契约特征;其次,构建了三种不同治理模式的数学模型,对比农户最优专用性投资水平的差异;最后,建立事后再协商的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影响农户专业性投资水平的因素。研究表明：以激励农户提高专用性投资水平作为标准,事后再协商模式将比事后不协商模式更具优势;如果农户预期到自己在事后再协商中会面临被“敲竹杠”的风险,将会降低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水平;可以从改造农超双方不平衡的上下层结构关系入手,来激励农户提高专用性投资水平。     

供应链企业创新的风险偏好信息价值分析

运用数理统计、博弈论和数值分析等方法,构建了基于条件风险值的风险偏好模型,对具有风险偏好零售商的创新决策以及信息共享对供应链中企业期望收益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喜好风险能提高零售商的创新投资水平,增加销售量。且随着零售商越来越害怕风险,零售商的创新投资水平和销售量逐渐下降。和制造商分享风险偏好信息,能提高零售商创新投资水平,并增加零售商的期望收益。但对制造商来说,知道零售商的风险偏好信息并不一定能增加自身的期望收益,在一些情况下,反而会使期望收益下降。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提升管理层投资意愿两方面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投资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水平。在对样本企业划分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然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衰退期企业中并不明显。     

政治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省长更换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由省级领导人变动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我国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变动对当地上市企业投资水平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正常换届的省长变动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非正常换届的省长变动对企业无显著影响,并且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沿海地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存在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也为地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提供了一种微观解释。     

江苏省FDI和产业集聚关系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对FDI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和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FDI的区位选择除了受到产业集聚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外商示范效应（投资水平）、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金融角度的实证分析

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无论是Q理论还是融资约束理论都支持这一观点。行为金融学在该方面则莫衷一是。本文利用股票的流动性作为衡量市场投资者情绪高低的指标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发现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与市场投资者情绪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并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尝试对此给出一定的解释     

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综述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工具,评估其经济后果非常重要。关于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已有文献缺乏全面梳理。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评估税收政策的经济后果可能受资本调整成本、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企业对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企业异质性、资本品价格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税收政策不仅影响企业投资水平、投资时机、投资结构,而且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税收政策效应评估的精准性,对临时性税收激励政策和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各种税收工具的效应差异以及不同学科交叉视角的研究等方面做进一步探索。     

家庭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城市家庭教育投资

使用901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收入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投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可追溯食品供应链博弈分析与协调研究

引入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支付意愿,利用博弈论分析不同决策情形下二级可追溯食品供应链中销售商和食品加工企业的最优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形下,销售商在静态博弈均衡时不分担食品加工企业实施可追溯的成本,而是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激励食品加工企业提高食品的可追溯水平;在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时,销售商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成本分担比例和价格补贴系数的组合策略;基于Rubinstein讨价还价模型的收益共享契约则有助于激励各方实施食品安全可追溯机制。     

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食品追溯体系对农户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激励作用,得出以下结论：提高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性、增加对提供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报酬以及加大对提供不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惩罚力度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实施可以降低农户的隐匿行动,增加其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通过对最早推广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得出影响蔬菜种植户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主要有：蔬菜种植的高成本收益率、可追溯蔬菜高价预期、加入产业化组织、接受政府补贴和参加技术培训,逆向激励因素主要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不安全食品供应商的惩罚力度、农户对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风险预期。     

农户秸秆还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宝丰县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选择秸秆还田意愿受到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预期收益、对焚烧秸秆危害的认知程度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性别、学历、家庭收入结构、家庭种植规模、农户秸秆还田的预期收益、政府对秸秆还田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府对焚烧秸秆的处罚力度是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意愿的主要因素.     

审视投资

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为美国的低投资水平感到忧心忡忡,但如果投资量度发生变化,投资囊括的范围更广,美国的投资额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其官方公布的数字,高于其他富裕国家的投资水平。     

规模农户病虫害防治机械投资及其效应

利用江苏省水稻产业体系对规模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作业质量风险认知和作业及时性风险认知角度出发分析病虫害防治环节影响规模种植户机械投资和投资水平的原因,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分析投资机械自给服务对农户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规模种植户是否进行机械投资以及投资水平不仅受外包服务作业质量风险认知的影响,农户对于外包服务作业的及时性风险认知也是影响其机械投资的关键,并且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在风险认知影响病虫害防治机械投资决策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规模农户投资病虫害机械自我防治可以显著提升农业产出水平。     

金融自助对融资约束下企业投资水平的改善——基于我国中小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2006-2012年中小板上市企业的季度财务数据为样本,借鉴投资—现金流模型,从金融自助（financial boot-strapping）理论视角出发,考察企业在减少外源融资情况下,使用该方法对企业投资水平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作为内源融资手段的金融自助具有以下作用：凭借商业信用,通过延期支付,增加预收款项,减少短期开支的方式取代长期借款,能调整企业现金流,提高投资水平.据此,提出下列建议：（1）发展商业信用,调整、优化现金流;（2）建立企业间战略合作关系;（3）降低准入门槛,推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基于多变量协整的房地产投资宏观调控实证分析

论文以房地产投资作为房地产业投资水平的代表变量,代表土地控制变量的为土地供应量,代表信贷控制变量的为银行对房地产业的国内贷款总额,代表间接金融控制变量的为M2与各期利率,使用2003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运用多变量协整方程对我国房地产投资宏观调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土地供应量、房地产信贷总量、货币供应量都对房地产投资有正面的积极影响,其中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土地供应次之,信贷供应量的影响最小,同时土地供应量、信贷供给水平与货币供应量均为房地产业投资水平的格兰杰因。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房地产投资与货币政策与土地政策关系极为紧密,通过调整货币政策与土地政策可以有效地控制房地产业的投资水平,从而对房地产投资进行有效的调控。     

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选取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因素后,以年换手率作为投资者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投资者过度自信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股票错误定价,从非均衡定价的角度直接衡量投资者过度自信,进一步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相似的结果.因此,如何有效减少投资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决策,应成为未来引导企业投资政策关注的重点.     

股票流动性与公司投资：来自中国股市的证据

本文采用2003－2012年中国A股1066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股票流动性和公司投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票换手率的大小和公司投资水平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更高的股票换手率与更高的公司投资水平相关。引入公司发股与否和融资受限程度大小两个变量后发现,发行新股和融资受限较大的公司,其股票换手率对公司投资水平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发现为股票流动性与公司投资的关系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投资决策中的管理者市场学习效应

以2008-2013年的非金融类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管理者在做投资决策时是否会进行市场学习,即依赖市场股价信息调整投资决策。研究发现,投资水平与股价水平成正比。而股价中的投资者私人信息含量能提高投资与股价之间的敏感度。并且,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独立董事比例较高以及成长行业的企业中,管理者更有可能利用股价信息相应地调整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的市场学习起到了提高企业业绩的作用。     

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对比研究

本文针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各自的特点,通过查阅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从投资水平、投资方向和投资效率三个方面对比研究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的投资行为,以检验广东上市企业对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响应程度。实证发现,在投资水平方面,非国有企业在2009年有所提高,而国有企业反而有所下降;对于投资方向,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响应政策,大力投资政府倡导的项目;关于投资效率,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国企和非国企的投资行为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并且在转型升级后,国企和非国企表现为投资不足的数量均有所上升,而表现为投资过度的企业数量均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