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大量的小说创作 ,猛烈抨击了晚清社会的种种阴暗面 ,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歌颂了近代历史背景下的爱情故事 ,从而使小说这一最为通俗的文学体裁 ,恰如其分地充当起“改造社会、开启民智”的作用。因此 ,对吴趼人不能简单地以“谴责小说”家观之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纯洁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吴趼人小说的文体意识研究之一

吴趼人小说在语言上实现了浅白化，在文体上取消了传统章回小说中的“有诗为证”的程式和大量引录诗词曲赋的惯例，在对人物进行绘形时摒弃了古代白话小说代代袭用的套语典故、陈词滥调，转而运用平实、逼真、细致、准确的笔墨。这些努力在客观上使得新小说的文体比以前更为纯净，从而使其更接近了现代小说体制。以吴趼人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在纯洁小说的文体方面，为中国小说艺术的现代化作出了一项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贡献。     

吴趼人文化观探微

吴趼人文化观的构成是多层面的 ,从其发生和发展来看 ,它以体认“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起点 ,以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的思想为中介 ,在吸收和批判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中 ,表现出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在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时 ,其文化观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的交锋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原动力。     

戏谑与丑化：论吴趼人的谴责小说

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为创作旨归的吴趼人,在上海租界难免成为厌世主义者。道德理想的受挫与厌世情绪的萌发,使得吴趼人对晚清社会发出了绝望的戏谑。愤世嫉俗的心态与诙谐夸张的描述相结合,让谴责小说喧嚣着人性与道德的隐秘邪恶,走向了隐私化、情欲化的邪僻路子,所产生的叙事效应偏离了道德教化的初衷。吴趼人属于租界文化语境培育出来的“双视野人”,但其双重视野未能达到视野融合,不能为批判洋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民族意识的敦促下,吴趼人以“士”的价值体系为尺度,转而讥讽买办的洋奴嘴脸和名分僭越,在身份与道德上极端丑化买办形象。     

吴趼人的笑话小说

＂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名称在近代还不普遍,因而吴趼人提出的＂笑话小说＂具有非常高的文学史价值。他亲自创作的笑话小品中＂新意识＂和＂新趣味＂的加入,很有代表性。     

一个“道德救世”者的无奈—从吴趼人的写情小说解读作者的内心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宣扬的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广义上的“情”，而非狭义的儿女之情，它们表现了新旧嬗变的晚清时期作家面对西方新学与传统旧学的无奈选择。然而，生当道德衰世，“道德救世”者最终必然无可奈何。     

小说与笑话的联姻：以吴趼人的小说为例

近代小说作为“谈资笑柄”的性质,有鲁迅先生的论断在先,只是这层意思容易被“谴责”所遮蔽。吴趼人“笑话小说”的概念虽然不大为人注意,却很能体现笑话与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吴趼人短篇小说中的笑话因素及吴趼人长篇小说中的谐趣风格其实也会让人联想到“笑话小说”。在吴趼人的小说中挖掘笑话特征及其它谐语因素的明显印迹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强调“谈资笑柄”可以理解为一种文体;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对鲁迅所理解的吴趼人进行再理解,力图恢复吴趼人小说的原本风貌。     

吴趼人小说艺术的创新与外来影响

吴趼人是清末最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家。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他在小说艺术的革新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主要表现为“突破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藩篱;对传统叙述结构的超越;重视人物心理恬动的描写;提倡新体短篇小说的创作。尽管他在借鉴外来表现手法时,不免有生搬硬套之处,但其敏于接纳,勇于实践的梢神,无疑是值的肯定的。     

《小说林》对于《月月小说》及吴趼人小说观的争鸣和呼应

通过还原《小说林》杂志创刊到结束期间的上海小说期刊界,讨论《小说林》杂志上诸种论说与《月月小瑚杂志及吴趼人的小说观的关系。《小说林》杂志的创办与《月月小说》不无关系;在历史小说观和言情小说观方面,《小说林》同人都表达出与《月月小说》总撰述吴趼人或争鸣或呼应的意见,并且发生了一定作用。《小说林》同人与吴趼人争鸣的背后,其实是关于新小说中“善”与“美”两种因素孰先孰后问题的交锋。     

吴趼人与晚清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

吴趼人以担任总撰述的<月月小说>为平台,开辟专栏,刊发广告,为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鼓与呼,并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短篇小说创作,在晚清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中起到了吹鼓手和先行者的作用.     

背离与超越：吴趼人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

吴趼人在继承我国古代文学传统、借鉴西洋小说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对短篇小说的形式诸如结构方式、叙事体制、叙事视角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叙事模式的背离与超越。     

主体的构建：吴趼人小说中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

吴趼人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围绕“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而展开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是这一文化主张具有标识性的两个体现者。“怪现状”现象是清末社会的文化写真,小说家通过“固有之道德”这一装置,揭示了儒家文化在清末衰落的事实,构成了“恢复”儒家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文明境界”是对未来国家的文化想象,小说家通过对道...     

百年吴趼人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任百强《我佛山人评传》等21世纪新成果终于将吴氏三千年世家的传承图谱完整地联结起来,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吴趼人研究的一项空白。郑振铎、阿英、刘大杰、任百强等从1956～2010年耗时半个多世纪校正了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贬低。王国伟的《吴趼人小说研究》,可谓是对吴趼人创作的各类小说比较系统化研究的一个新收获。任百强于2010年出版的煌煌大作《我佛山人评传》百年来有关"晚清新小说主将之一"的吴趼人研究之集大成者,除了对吴氏创作的各个方面详加论述外,对吴趼人的世家、生平、众多谜团做出令人折服的实证考辨、对比分析、假设推导、逐个否定。《我佛山人评传》在研究方法上提供给学界的启示有如下七个方面:其一,采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小见大、显微知着;其二,注重人物心灵的探寻;其三,重视人物身体器官的文化象征意义;其四,注重细节的放大;其五,注重叙事,借用传记、说书、话本小说之类讲故事的笔法;其六,借用了英国政治比较概念史的写作方法;其七,超越名利、学术归宗。     

吴趼人“文明专制”思想探微

＂文明专制＂是吴趼人有感于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国方案。这一政体主张明确反对立宪制和共和制，同时也不赞成封建专制。它虽是吴趼人的智慧结晶，但明显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并间接地得力于陈天华。这一出现在《新石头记》中的主张，正式提出应在１９０７年３月以后。它的出现既是吴趼人思想转变的标志，也是吴趼人小说创作的转变标志。     

中外悬隔夹缝中滋生的新的社会力量--重评吴趼人的《发财秘诀》

上海开埠之后,“买办”们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别立一业”,他们是一股在中外还处于悬隔状态的夹缝中滋生起来的新的社会力量。这批在“万商之海”中左右逢源的弄潮儿,使以“恢复旧道德”为宗旨的吴趼人“怒眦欲裂”地写下了《发财秘诀》。     

写实精神下的现代性——重读“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曾名噪一时,论者如潮,但多限于其现实主义精神.其实,细读作品我们会发现,此类创作在写实性表现手法下,难以掩盖其现代小说的本质,无论是主题、人物还是叙述方式,小说的现代性都一览无遗.     

以吴趼人小说为中心看晚清新闻体小说的特色

新闻体小说是晚清独有的小说品种,它是与清末民初新闻事业的发达以及报刊连载形式直接相关的。新闻体小说在内容上紧密贴近当下局势,在形式上多采用短篇+短篇的连缀体结构。尽管受到了较多指摘,但它对后世小说的种种影响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超越“影响的焦虑”——谈小说《新石头记》对《海底旅行》的仿写与超越

影响的焦虑是由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关于诗歌影响研究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后来的诗人对前辈诗人有着先天性的焦虑感。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后发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漫游海底一段受当时在《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的影响,在仿写过程中,吴趼人试图对《海底旅行》有所超越,而这一心态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从“道”字看金庸小说语言的非现代性

从“道”（说）字入手进行研究，发现金庸小说语言继承了宋代以来话本小说语言的一些特点和元素，具有非现代性的特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道”字，其用法则折射了叙事方式的特点，“曰”——“道”——“说”的演变，所传达的是古代小说叙事方式近代化演变的信息。而金庸的“道”字则体现了演变过程中一种非现代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