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咏物赋的模式及其变迁

在对汉赋的研究中 ,骋辞大赋和抒情言志的小赋受到高度重视 ,而咏物赋则几乎面临被“默杀”的境地 ,少有研究者问津 ,这与咏物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相称的。细读文本 ,我们可以发现 ,汉代咏物赋有四种咏物模式。这四种模式在反映汉人审美意识、承传艺术特征、开拓艺术手法方面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其中物以明德和物以彰德是两种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物以比德和物以入景两种模式 ,前者在中国文学比德说的系列中应是一个重要环节 ;后者不但具有开创性的场景描写 ,而且通过弱化咏物、强化情的因素催发了抒情小赋 ,这种模式变迁的意义提醒我们重视对咏物赋的研究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扬雄四大赋的文本重读——以《上林赋》为比较对象

一般认为,扬雄的大赋创作多出于对司马相如赋作的延续与模仿,而实际上扬雄大赋的内部构成要素已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的写实性、时间性和言志艺术三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新变,扬雄的赋作已然成为西汉大赋的尾声。扬雄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在理论上为西汉大赋作了终结性批判,在他之后汉赋逐渐向言志小赋方向发展。本文在最后对扬雄得以成为汉赋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汉赋分类新探

在前人对汉赋体裁分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对汉赋体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前人的不足。根据赋体各自的特点,从共时性角度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汉赋体裁的样式,似应为骚体赋、散体赋、诗体赋、骈体赋、杂体赋;就其规模而论,五类赋均有大赋、小赋之分;就其表现手法而论,五类赋大都有体物、叙事、抒情、议理等四类。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建议尝试采用“辞赋”、“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等名称。这样方能避免分类紊乱的现象。     

从歌功颂德到体物写志的嬗变——论汉至建安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中国辞赋文学以散体大赋为正宗,而以短篇小赋为别体.汉末建安之际赋体变革,咏物赋篇数增多,多为短篇且富有文学情趣,成为赋体文学发展史中的奇葩.汉代咏物赋在创作主旨上呈现出歌功颂德的倾向,辞藻华丽,而在东汉末期咏物赋开始向抒情的楚骚传统复归,形式短小,这种端倪在建安时期得以成熟,真正走向了体物写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描写通俗化、语言口语化、审美抒情化的特点,成为赋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论汉代的咏物小赋

汉代咏物小赋起源早,题材广,作者多,产量大,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思想认识价值.它是汉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论汉初的咏物小赋

汉初咏物小赋具有写物注重刻画、有铺张之风、主题表达以颂为主等特点。汉初咏物小赋为汉赋提供了基本的写作范式,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汉代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其主要写作内容则是苑猎与京都。由于国力昌盛,帝王需要宣扬盛世伟业,于是自上而下"命赋"成为苑猎大赋的写作方式,而京都大赋则在"迁都"争议的影响下,以"献赋"为其写作方式,并在宫廷中诵读传播。所以,"命赋"和"献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达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20世纪汉赋研究专著综述

20世纪汉赋研究的专门著作 ,大体上分为汉赋史、汉赋考辨、汉赋作家作品、汉赋美、汉赋艺术及汉赋综论六类 ,每类著作都从不同角度对汉赋进行探讨 ,反映了汉赋研究的成就。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汉赋载体考论

汉代的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牍、缣帛、玉石、纸张等,其中简牍是汉代最基本的文献载体形式,也是汉赋最主要的载体形式,汉赋的载体多为"木简之薄小者".在用简牍有长尊短卑观念的汉代,汉赋在文献中所处地位不高.再之,简牍在汉代对于多数人来讲,并不是一件易得的东西,而汉赋相对于其他文体又是耗费简牍较多的.因此大大地限制了汉赋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对散体大赋的传播消费限制尤甚.     

经学·儒士·汉赋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受个体发展因素影响之外 ,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在文体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过程中 ,后者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特点的汉赋作出合理阐释的前提。文章试图论述 :1.汉代崛起的儒家经学对知识分子儒士的社会角色有何影响。 2 .儒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又是如何影响形成汉赋的艺术风格特点的     

韩国赋学三题

科举试"赋"、创作赋体作品和爱重《文选》,是韩国赋学兴起的首要条件,而韩国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中国的留学生等是其中国赋研究复兴的当代学缘背景。《文选》所选楚汉魏晋六朝赋的研究是韩国20世纪中国赋研究复兴的起点,而唐赋研究是其重要的成绩,中国赋与书画研究搭起了赋学与书艺辨伪之学的"桥梁",中韩赋家赋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国际赋学的新"亮点"。韩国中国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赋论及哲学、史学、儒家诗学等,立论细腻完整、学风严谨不乏创新是其学术风格。     

《傅斯年全集》几封书信年份考证

傅斯年是20世纪有影响的史学家,也是颇有贡献的文学家,他对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史学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当下,文学界也正逐渐将其纳入视野。《傅斯年全集》为研究傅斯年提供了较为齐全的材料,但因编辑粗疏,弄错了不少信件的年份,文章就其中几封信的年份进行考证,为深入研究提供准确的事实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抉择

进入20世纪以后,严复开始走出原有的体制之外,在教育转型中获取新的权势,为立宪改革探寻理论依据,成为游移于革命与保皇之间的中间势力的典型代表。在风云诡谲的辛亥变局中,他与袁世凯密切配合,为袁主控全局献谋献策,进而坐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严复的思想演变,为我们了解清末中间力量的抉择提供了一个值得解剖的标本。     

论汉赋的史料价值

赋是汉代文坛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形式,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着这一时期的历史:汉赋创作所经历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为审视这一时期国势兴衰提供了新的角度;汉赋虽非汉代现实的确切记载,且存在铺陈过度、夸张失实的问题,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汉赋展现出两汉宫殿建筑的风格与特点,反映出两汉音乐与舞蹈的某些情况;汉赋为考察两汉的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析汉代学者文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供了某些材料.汉赋对于研究汉代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代美刺思想与汉赋

汉代时期美刺思想已渐渐深入当时文人的创作中，而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文体之一，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刺”思想的烙印。但是由于汉代大一统的形成使士人地位转型，加上汉朝统治者的影响，因此使得汉赋中“美”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刺”的功能逐渐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     

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

20世纪至今的百余年中,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的相关问题曾引起学界不断争论,形成多方关注的一大热点和难点。考察、梳理百年研究史和考古发现可知,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当即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所在地。与此相关,所谓的“两碎叶”、“四碎叶”说则因解读史料粗疏、对当时政治军事状态缺乏深入了解以及忽略新出土文献等而不足取信。至于安西四镇的设置与废弃,大致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六置六弃等四种观点。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镇初置的时间、初置四镇中先有焉耆还是先有碎叶、调露元年是否收复四镇、垂拱中之“拔”四镇及其失载原因、安西四镇最后失陷的时间等六大方面。重新梳理文献记载,将能够认定的、大致可认定的与有争议的弃置年代分三个层面加以排比考辨,可以认定安西四镇之初置当为贞观二十二年,其间凡五置五弃;四镇中先有焉耆,后有碎叶,此两镇在调露元年、开元七年曾发生两度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