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与认可:哈贝马斯科技理性批判中的社会发展动力观

哈贝马斯在传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批判思想,寻求科技理性的方法论根据中,从认识论、社会学两个维度批判了实证主义科学观,并从主体价值维度,通过揭示科学技术发展对自然、社会、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否定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但哈贝马斯在科学技术问题上所体现的"中性"立场,又使他在肯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认可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科技理性界说

理性是复杂而多义的,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看,分别有本体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本文回顾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结合的历史,讨论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关系,分析了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具有精确性、功利性和对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性,是观念性与行为性的统一。作为社会发展强大力量的科技理性,需要伦理道德的规范和人文精神的引导。     

科学技术的风险后果与治理——一项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的分析

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问题。科技风险的两重性说明科技风险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科技风险虽然根源于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但却存在于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断裂的社会境域中。对此,应构建科技风险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以促进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以及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     

论肯定的理性与否定的理性以及对二者的超越

本文力图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对肯定的理性的批判与对否定的理性的张扬中,探讨二者的成功与失误,以及如何实现对二者的超越问题。这种研究,对于确立正确的理性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推动科学、文化、社会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论尼采的反科学主义思想资源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大体上经历了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等几个阶段。尼采以视角主义为杠杆 ,以人类生命为目的 ,以不贬损正当的科学理性为前提 ,对实证主义科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从而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史上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尼采的反科学主义思想包含一些合理因素 ,但自身也存在偏颇之处。构建历史理性势在必行。     

合理性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建构

在西方社会,合理性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合乎自然理性到合乎科技理性再到合乎交往理性的历史演变过程。合理性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反思科技理性的主题话语,应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提供指向性目标。我们应该努力在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西方法治观的嬗变: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考察

西方17、18世纪主体性哲学将理性确立为人的最高本质,使该时代的法治表现出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19世纪主体性哲学发展为实证主义,理性仅指形式理性,法治也是高度形式理性;20世纪上半叶主体性哲学进一步发展为经验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等,但这一时期泛化了的法治仍然没有走出单一形式理性的窠臼;战后主体间性哲学的发展重新统一了理性概念,且价值不再是先验的而是可经验的,西方法治在更高层次上又实现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     

论制度理性:从不发达到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把握住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理性精神的两个互补方面,本文提出的制度理性,则是二者在组织体制方面的统一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组织动力。在今日,它通过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推动社会向合理化、优化方向发展,因而是我国从不发达走向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就是要在制度理性主导下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协同发展。     

邓小平社会发展代价观的实践理性维度探析

邓小平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肯定了社会发展代价的客观性,并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代价问题。同时,邓小平结合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提出了我国应对社会发展代价的根本途径、政治保障、宏观战略,创新了降低社会发展代价的实践方法、手段、理念及检验标准等,这一系列的认识及应对措施是其实践理性思维的体现。     

现代化进程中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分离与融合

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是两种不同的观念活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科技理性本质上属于一种工具理性,而人文精神本质上属于一种价值理想。对于现代化而言,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及其作用蕴含并应合着现代化的两重内在含义。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来源与发展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理性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在近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产生了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等多种表现形式。到了现代,科学主义又以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形式出现。它不仅深深影响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对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实践理性及其筹划本质

理性是人类永远追问的话题。传统哲学把理性仅仅看作是由认知型思维方式形成的认识理性。康德最早提出了实践理性概念,并将理性区分为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黑格尔也用唯心主义世界观论证了实践理性。这些都没能解决实践理性的科学性问题,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才能突破传统哲学对实践理性的认识。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思维对存在的筹划关系,这种筹划关系形成活动主体的筹划型思维方式,筹划型思维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     

“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

“乌托邦”无疑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所诉求的规范性与普遍有效性是人类理性使然。理性的变式不仅为我们记录下了不同样态的普遍伦理, 而且使道德哲学呈现出从形而上的论证转向一种后形而上论证的发展趋向。     

论西方近代历史叙述与理性意义体系

近代以来 ,西方历史学借助人文主义走出信仰世界 ,神在意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被理性取代了。历史学背负着理性 ,从文学中分化出来 ,逐步职业化 ,以叙述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历程为己任。然而 ,历史学在职业化过程中 ,由于对理性的多元解释而拓展出两个方向 :一是以科学理性为核心追求历史叙述的客观性 ,二是以历史理性为核心强调被叙述对象作为一种历史个体的独特性。这两种职业化倾向最终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的对峙 ,左右着近现代西方史学的进程     

论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实质

在20世纪的哲学界,哲学思维中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万能主义盛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较为激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颠覆和解构。哈贝马斯谴责否定真理和主体性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主张对理性、主体性、真理等进行重新定位。哈贝马斯的哲学面向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以语用学为维度,通过实践理性和主体间性来建构其哲学基础,推崇哲学与科学富有成效的合作,他把自己的这一哲学称之为后形而上学。深入分析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实质,是探究20世纪哲学演变的路径和了解哲学方法论朝着21世纪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科学合理性的逻辑进路

本文对科学合理性的工具理性传统作了疏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新实在论、后哲学文化等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探索的逻辑进路的分析,发现当下主流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出的唯科学论与反科学论两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争论的实质,并非简单地消解科学理性,而是试图重构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即由纯粹的客观理性、简单的工具理性,向客观理性、工具性的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相协调的综合理性方向挺进,从而呈现科技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的相得益彰.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探析

在哲学史上有关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论述,以知识和价值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现实层面现代主流西方哲学界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进行了误读,把西方现代化以来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科技理性,并试图用文化的批判来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的政治批判.从学理层面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翼,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文化精神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本文从社会结构的两大层面,即社会利益结构和职能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含的两大文化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和经济理性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具体包括民主、平等、自由,伦理道德,社会公平三大精神;经济理性精神具体包括市场竞争意识,科技理性,科学管理,法制意识四大精神。     

由“杞人忧天”看理性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

从对成语“杞人忧天”的思考入手，提出了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缺乏科学精 神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影响；通过对现 实的思考，指明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使国人真正做到用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论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也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理性的演进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反思和批判传统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揭示技术理性的形成、实质及危害,对于重建现代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