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若干问题探析

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简易程度作为彰显诉讼效率的制度设置,应当定位为独立、高效又不失公正的司法程序,同时又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样,可以较好地平衡效率与公正的关系,提高司法效益、降低司法成本。我国现行的民事简易程序存在若干问题,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体制等多方面对其进行重构。     

构建有限陪审团制度刍议

近年来,我国审判制度因不能充分体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而受到社会的质疑。公平正义,是审判制度的生命,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建立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审判制度,是体现司法公平、公正的关键。陪审团制度在体现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建立有限陪审团制度,对破解我国当前的司法困境具有独特的功能,有利于我国总体司法目标的实现,应当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方向。     

论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国际化改革——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目标视角

在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背景下，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根本目标，以国际化为基本方向。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当树立支持仲裁的理念，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放宽仲裁协议效力及其法律适用限制，强化司法支持弱化司法监督；应当彰显契约化民间化理念，突出涉外仲裁的契约性和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当遵循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既保障公正又提高效率；应当坚持自治与干预结合原则，赋予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权，仅在维护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方面进行司法干预。     

刑事法治实现之路:刑事司法改革

目前 ,刑事法治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刑事司法改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针对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现状 ,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必须坚持严肃、公正、科学与文明的原则 ,强化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     

论我国司法运行特色及其改革进路

研究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走出三权分立理论的司法即审判、审判即诉讼的认识误区,厘清我国审检并列司法架构与西方国家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格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探求我国司法以程序正义为基础,以实体公正为主导,以化解矛盾为根本,以强化监督为保障的运行特色,在宪政框架内把握司法改革的进路和重点,推进检察权、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程序价值理论的第三种模式

我国的程序价值理论模式大致分两种,但此两种模式都没有解决程序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存在缺陷,无法指导中国的司法改革.程序价值理论应当采纳第三种模式,即:在立法的宏观层面,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在司法的实践层面,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构成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上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制度上却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而发挥了作用.只有采纳第三种程序理论模式,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为法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公正与效率”向度中程序成本的司法分配——兼论诉讼代理费的司法分配

公正与效率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程序建构引起了程序成本的变动 ,司法对公正与效率向度中程序成本特别是诉讼代理费应当予以司法分配。因此 ,加强公正与效率向度中的程序成本分配研究 ,实现程序成本合理配置而获取最大化正义的实现 ,是当前诉讼制度改革研究的重要内容 ;为此就必须探讨程序成本变化的原因和流向 ,设计程序成本变化后的再分配规则 ,建构诉讼代理费的分配方案等。     

对中国司法改革理论的反思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设计各种各样 ,但有些思维倾向值得反思 ,其中最集中地反映在司法改革的观念问题上。我们的司法改革理念应该说并没有问题 ,这就是反对腐败、公正司法、提高效率 ,但问题可能在于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具体方案。我们认为 ,试图通过形成司法改革的一致意见 ,并把其作为改革的条件的想法也许是幼稚的 ;把革命思维运用到司法改革的设计中也是有问题的。在司法改革的问题上 ,从点滴作起的改良思维是目前形势下的最佳方案 ,从小处着眼 ,长期坚持可能是达到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的最为经济的途径     

我国司法改革的哲学透视

目前我国司法改革势在必行 ,而改革的方向首先决定于改革设计者的哲学观 ,西方历史上的两种哲学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司法体系 ;其次是受现有制度的影响并在各种利益的冲突碰撞之中演进发展。因此在我国的司法改革实践中应当考虑上述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司法体制改革──关于司法体制改革价值定位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独创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现行司法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适应。这是促使司法改革走在政治体制改革前沿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时 ,应将其改革定位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相一致的价值取向上 ,这就是 :独立、统一、公正、效率。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误区及价值匡正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存在诸多误区及认识论和方法论谬误,必须及时加以检讨和纠正。改革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画地为牢;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消极无为。而是坚持普遍经验与本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坚持有目的、分阶段、按步骤实施,通过从上而下和逐步推进的方式渐次展开。亦即,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应当坚持本土与域外制度的兼容与平衡从而匡正其价值取向。     

我国司法改革目标述论

学界对于司法改革的动因以及司法改革终极目标的研究,都还停留在制度层面。笔者提出,最有效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改革的直接目标;根本目标包含直接目标,而直接目标是根本目标的一部分,两者是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在司法改革的不同阶段中,直接目标的确立取决于实现根本目标的需要,根本目标的实现又有赖于直接目标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司法观

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司法活动十分关注,其论著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司法理论。经典作家认为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审判独立是司法活动的本质属性,"同类人审判"是司法民主的有效方式,司法应当追求实质公正。但是,经典作家的司法观在当代中国遇到了一些实践难题,例如如何正确处理法官释法与司法审查、审判独立与宪法规定、"同类人审判"与司法专门化、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扩大法官的司法审查权,建立保障法官独立的体制机制,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引导国民树立程序公正理念。     

恢复性少年司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前景

以修复因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恢复性少年司法既是对传统福利型少年司法和报应型少年司法的折中,也是对两者的超越。近年来,恢复性少年司法正成为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实践中探索的恢复性司法试点,大都以少年司法为重点。恢复性少年司法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今后应当着眼于我国少年司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和社会环境,予以完善和推广。     

论司法职权配置中的分离与协作原则——以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为中心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目标。在司法职权配置过程中,应当坚持分离与协作原则,以确保不同执行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应当背离协作原则。在各地人民法院推动审执分立改革的语境下,应当更加重视审判权与执行权之间的协作,对刑事、行政、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做出统筹规划。     

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论

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促使司法职权优化配置这一命题的提出。从改革的渐进性出发以及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优化刑事司法职权配置,应当考虑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取消检察机关的庭审监督权和构建多元的有层次的结案方式以缓解审判权压力。     

司法权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及起点

司法权威具有状态、结构和要素三个层面的含义,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起点三个关节点正好相互对应。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应当以确立法官独立、造就具有魅力型权威要素的法官为起点,以赋予法院完整的司法审查权、构建权威型司法结构为重点,才能达到高效而理想的司法权威状态这一司法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构建

媒体可以监督司法的公正,防止枉法裁判;但也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形成舆论审判。媒体评论可以推动司法进步,也可能损害司法的权威。各国实践对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已形成各有特色的模式,构建我国媒体报道自由与司法公正间的良性互动应以保障媒体自由优先为原则,只在特殊情况下予以限制。     

从俄罗斯私有化看中国产权改革

作为具有70多年国有制垄断历史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成为20世纪世界经济变革领域最富争议和最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之一。但最初几年出现的一些混乱和经济衰退往往成为受到批评甚至全盘否定的理由。本文认为,通过客观公正地评价俄罗斯产权改革的前因后果,认真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国有产权改革趋利避害、顺利推进提供有益的借鉴。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公正：价值效用与风险防范

随着各行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司法系统在面对时代的剧烈变化时,展现了对智能化建设和司法改革的魄力与决心。人工智能可以在“类案类判”和“及时公正”等维度促进可视化的司法公正,但同时也在与司法活动交叉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数据算法缺陷弱化公正基础、技术的价值中立性无法真正满足公民个案公正的诉求、技术的工具性消解司法公正本意的风险。为应对以上风险,可以采取大数据与算法规范、制定人工智能融入司法的伦理规范以及将法律论证嵌入司法人工智能系统等措施,在展现司法人工智能优势的同时,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