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克利夫-布朗

阿尔弗雷德·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他通过实践和教学活动,为现代“社会人类学”发展确立为一门概化的理论科学作出了贡献。他许多重要贡献中最显著的一点是把一些系统理论的思想运用于原始社会的研究,这一做法导致了分析和解释社会关系上的一次革命。简言之,可以说他把先前只重历史发展和心理推断的社会人类学变成了重对持续变化的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     

追寻那“遥远的目光”——纪念列维-斯特劳斯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诸多著作中,出版于1983年的<遥远的目光>无疑与结构人类学论述同属一个系列.在列氏看来,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第一卷是结构人类学的理论宣言,预示着一种新理论思潮的出现.到了1973年<结构人类学>第二卷出版的时候,结构主义方法已经不时髦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他有必要重申一下这些方法和准则.而这本<遥远的目光>,原定的书名是<结构人类学3>(即<结构人类学>第三卷),但列维-斯特劳斯没有用此名,他认为,如果用这个名字的话,就会让人认为他是在"老调重谈",①这是他对书名来源的一种诙谐的解读.     

用视听语言来解释人类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 ,影视人类学片不仅能够记录和保存人类的文化现象 ,而且能够解释和分析人类的文化现象 ,这里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对“影视”一词的理解。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影视人类学这个概念中的“影视” ,指的不是一种艺术 ,而是一种语言 ,在影视学中叫视听语言。画面语言擅长表现具象层面的事物 ,但通过摄像和编辑的努力 ,也能够表达抽象的逻辑分析。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的是视听语言 ,而相同之处就在于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影视人类学片是使用视听语言的学术作品     

象征人类学

在人类学中,“象征的”或“解释的”风气正日益占据优势,并变得越来越时髦。象征人类学使文化的研究明显地成为一种解释的探索(interpretive quest)。用格尔茨的话来说,人类是“被吊在意义的网(webs of significance)中”。人类学是对积累和收集起来的其他民族的象征符号的探究与发掘,就事物的内涵、隐藏的联系和深层的特点而论,是比民族志的表面迹象的描述更深入的研究。如果把文化比作教科书,象征人类学则试图深读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历史/结构与文化转型——读《历史之岛》

萨林斯的<历史之岛>,反思了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结构是一种历史事物.萨林斯以库克船长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为例,探讨了非西方文化的本土宇宙观及其在既有的观念结构下所产生的能动性.他提供了一个能够含蓄地将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合一的理论模型.     

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对于生态学的中心问题和民族志方面的各种例证的研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本科和研究班特别开设的课程。那时生态人类学刚开始形成,并且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之下的附属领域。有必要说明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地理学、环境决定论、生物学模式和J·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存在一些由来已久的疑难问题,     

莫斯科大学的民族学教育——庆祝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成立50周年

莫斯科大学的民族学教学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的活动就开始了。1884年,在Д·Н·阿努钦的领导下开办了地理学和民族学教研室。而且当时他还努力建立了规模不大、但设备良好的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阿努钦的学术思想对于研究所谓的“三位一体”,即必须把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这三门学科的力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研究理路探析

本文致力于对结构人类学研究理路的阐明,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指人类的思维机制,他的具体分析技术受到音系学的深刻影响,但他相对忽略结构的形成及其具体作用机制。     

理解与解释:深描的文化观

本文辨析了理解与解释两个概念的不同意义,从中引申出解释人类学的基本文化观。格尔茨眼中的文化是实证的、微观的,人类学研究者对他文化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对他文化规则和意义的理解之上,思考深描民族志过程中如何把握理解的本质。本文分析了格尔茨这一文化观的独特性和影响它形成的各种理论源泉,以及他所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之处。     

南岛民族与岛屿东南亚社会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四

回顾了蒋斌近四十年来人类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他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同样重视,认为人类学的理论关怀更广,具有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民族志调查则从不同文化所赋予的意义去理解多元的社会形态。他的硕士论文用曼彻斯特学派的冲突理论分析排湾族的贵族制度,并对当时的人类学田野方法做了反思;博士论文用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社会"理论去解释排湾族的阶级社会。从台湾原住民的排湾族到东南亚沙捞越地区,他的足迹遍及岛屿东南亚社会,在他看来,研究东南亚能促进人们更加了解东西方文明在岛屿上发生的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     

社会网络分析在防治艾滋病领域的应用——针对老年客人和低档暗娼的性关系网络研究

综合人类学、社会学、组织研究等学科的视角,运用社会网络概念和方法对"低档暗娼"和"老年客人"进行调查,描述、分析其社会网络的结构和特征,并进行文化的解释,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是应对艾滋病问题有价值的新思路。     

民族学

民族学一般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文化人类学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支是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类学语言学。我们把人类学冠于后两个概念之首,这是因为它们意指主要研究蒙昧时期的农牧业民族的考古学和语言学。在大学人类学系里,几乎一直就很少讲授古希腊的考古学和当代法国的语言学。一些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古今一切民族的观点夸大到了不恰当的地步,虽然当前的趋势,特别在民族学里,是倾向于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理解民族概念。在今天的美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联系在一起——但是欧洲很少如此。     

百年诉讼:村落水利资源的竞争与权力——对家藏村落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一

历史人类学在注重文献、碑记资料的同时,特别强调田野调查,以增加学术的"现场感",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所遗漏和忽视的基层社会与地方社会,尤其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和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本文对自己在田野中发现的循化县清水乡两个村落之间水利纠纷事件进行探讨,借以解释地方社会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

尽管弗朗兹·博厄斯诞生和受教于德国,但他被视为美国人类学奠基之父。他的著作从民族学资料的广泛收集,体质人类学的统计研究和对美国印第安语的描述研究,到有关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的文章,把人类学研究发展成科学,对其后数代人类学家产生巨大影响。博厄斯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州明登市一个显赫的商人家庭。他求学于海德堡、波恩和基尔大学,主攻物理学,以地理学为副科,1881年,他获得博     

民族志电影的起源

民族志与电影什么是民族志电影?我们今天所说的影视人类学一词有没有什么含义?这类问题似乎是故弄玄虚,如果提问者是一个多年来致力于在教学和社会研究中普及记录影片和一般音像记录技术的人,就更是如此了。琼·多米尼克·拉约奥克斯认为,电影正在变成“一种主要的表现手段”,以至许多人类学家都把它当作表现研究成果的一种新手段。我认为他的话表达的是一种心愿,而不是正确的判断;是一种希望,而不是对影视人类学真实状况的反映。他也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现方法,基本上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此外,在我看来,甚至在“年轻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中,承认记录影片的科学和教育价值的人也寥寥无几,尽管     

物质文化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迈克·罗兰专访

罗兰教授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以及在非洲和中国所做的田野工作,探讨了如何通过一个特定的实物来探索物的形成、物的历史、物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对物质人类学和物质文化,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层次探讨。其对如何通过发运用物质文化,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来发展历史人类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同时,罗兰教授也对东亚的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未来赋予了极高的期望,他认为未来人类学的聚焦点将从欧美移到世界其他地方,欧美人类学不再会被认为是人类学的绝对真理,所以通过欧美之外的一种人类学的新思想,新思维方式有助于未来人类学的发展。     

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述评

本文从理论、研究重点、学术流派和发展趋向等方面对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研讨。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事件,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事件。灾害的发生是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相结合的结果,即生态系统中潜在的破坏性因素与处在较为落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状况是其产生条件。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广泛,形成了多种解释方式及理论流派,核心是对灾害进行文化构建,与其他学科共享研究的问题及调查方法是其总的趋向。     

仪式的研究与社会理论的“混合观”

仪式研究 谈人类学中的仪式研究,不能不先谈人类学本身. 人们通常依据美国定义,把人类学分为体质和文化两大类(美国高等院校人类学专业长期存在—个争论,就是二者到底哪个更重要).我对广义人类学无反感,但又认为,人类学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我认为,学习人类学的人,要在有一点体质人类学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的办法有所领悟.另外,关于社会与文化,我的看法有些变化.     

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

韦伯(M.Weber)界定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科学,并试图建立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经验的一般化过程。纵观人类学思想史,尤其是后来的解释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衣钵,人类学也被定位于一种建立理解"他者"的学问。学习他者的世界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其成果形式是可供理解和分析的民族志。但问题是,在理解他者的世界之后,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用人类学的解释呈现他(她)所理解的他者世界。这个再现他者文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理解他者之理解"的知识性再生产的过程。从文化的解释学(如格尔茨的"深描"当地人的意义系统的民族志)到20世纪末开始的反思主义,人们发现,这种理解还涉及针对理解的道德判断及其针对自我的理解,问题直指知识的公共性与共建问题。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他者观。此时人们已经不能将解释性理解还原到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德语:Idealt-yp)。那么人类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它的主体又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