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事迹辨正

通过对丁汝昌提督北洋水师 ,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至自尽于提督任上这段时间的史料进行梳理 ,来重新探讨丁汝昌对旅顺、威海之失的责任问题 ,并对其“杀身”作出重新的价值评定。     

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若干思考——写在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

适逢近代中国海军创立120周年之际,追忆中国海军创立的艰难历程,筹建前的舆论准备,暨创建者李鸿章做出的贡献,以及北洋海军将士在甲午三次海战中表现出的奋勇抵抗,指挥若定和顾全大局、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总结北洋海军的覆灭,留给后人的启示:捍卫祖国的海疆,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要有一个开明严密的政治体制,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核心,一个完善的"后路"保障体系,一支高素质的官兵团队.     

李鸿章经营北洋舰队之功过

作为北洋舰队的创始人,李鸿章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于1888年建成了位居世界第四位的海军舰队,使北洋防区实现了近代化。他忠于朝廷,但同时也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多灾多难、备受凌辱的国家中任国家重臣,他竭尽所能,却因多方原因最终亲手葬送了北洋舰队。客观而全面地分析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经营北洋舰队的功过,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是丁汝昌“避战保船”还是李鸿章“保船制敌”

从前某些学者一谈到黄海海战的失利,都笼统地归结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一谈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归结于李鸿章避战保舰。甲午中日海战中,李鸿章究竟为北洋舰队制定了什么样的作战方针?本文认为,甲午中日开战后的一个多月,李鸿章对比中日海军实力,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综观甲午中日海战的全过程,李鸿章在海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未指示过北洋舰队通过"避战"而"避战"。恰恰相反,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舰队主动"出击"、"截击"敌舰队。即使在威海被围,北洋舰队危急存亡之际,李鸿章还数次命令丁汝昌率领舰队和敌舰队"拼死一战"。因此,"避战保船"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北洋舰队的提督丁汝昌。     

关于黄海海战胜负问题的探讨

众所周知,黄海海战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关于黄海海战胜负的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讨论了学者们关于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的看法,吸取了前辈的看法。最后得出了北洋舰队在与日本海军的对抗中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居于失败地位的结论。     

赫德与葛雷森的恩怨

葛雷森是赫德的重要助手,赫德把他推荐给李鸿章,受到了李鸿章的重用。他忠于职守,毫不客气的指出赫德订造的军舰有缺陷,赫德认为他投靠了李鸿章,忘恩负义!又给李鸿章推荐了琅威理。赫德与葛雷森之恩怨,对研究中国海军史来说,也是颇为重要的。     

兼差大过本职：李鸿章与“北洋大臣”的职分转换

1870年11月12日，清政府的对外官制有重大调整，三口通商大臣被裁，直隶总督李鸿章授钦差，兼理通商事务，即在直隶总督的本差之外，兼任北洋大臣，一身二任，治内御外，治所也分为保定和天津两处。此乃清朝官职前所未有的特例，预示着清朝外交的变通，复成为“北洋”概念转换的节点，并开启汉族大臣介入晚清外交的新局。北洋大臣事同创始，责任綦重，成为具有处理国家外交、国防、兵工性质的职衔，职掌范围远远超过直隶总督。李鸿章身后，“北洋”的概念又有流变与放大。     

日本于甲午海战所展示的情报侦探优势——以日本明治期间文书的解读为中心

晚清,日本人侦察中国之严密可谓登峰造极。笔者近年以来一直在利用日本国会图书馆以电子图书形式公开的明治时期的日本各类文书档案,这些档案涉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军事等方方面面状况的观察以及分析。通过阅读这些档案,我们会发现明治日本对于大陆的野心是在以侦探的基础上步步营造出来的。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日本之所以处处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处处防不胜防,其功劳之大半可归于周密的情报侦探,即日本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一策略发挥到淋漓尽致。笔者利用上述日文资料,详细解析了日军在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所组织的情报侦探工作,并指出这些情报对于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李鸿章在与列强打交道过程中 ,觉察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及潜在的威胁 ,构思出以防日为主的水陆防御体系的海防思想 ,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海防建设。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李鸿章却执行了与自己海防思想和海防建设相悖的保守战略 ,放弃制海权使中国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从而导致战争彻底失败。     

论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以李鸿章与清末铁路建设为例

李鸿章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发展近代工业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其直接目的是希冀以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在间接上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中华的振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该文以李鸿章在铁路建设上所作的贡献,试图分析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铁路的建设和李鸿章有着紧密的联系,李鸿章是中国铁路的奠基者和实际组织者。李鸿章在对待民族资本的问题上基于一种客现现实的解决办法,为中国铁路的兴起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张荫桓与甲午中日战争谈判探微

张荫桓是近代著名外交家。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议和谈判中,张荫桓积极参与议和方针的策划,并被选派为议和大臣到日本谈判,日本方面以中国议和使臣“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文章从中日两方面剖析张荫桓赴日谈判被拒的原因。回国后,张荫桓继续协助李鸿章对日议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之比较

甲午战前李鸿章对日本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不立足于战守而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外交策略幼稚单一,结果陷入全面被动;而日本则能够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最终在战前避免了列强的干涉,取得了有利的战机,掌握了与清政府作战的主动权。中日双方战前的外交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成败。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起因是朝鲜事件,对日方来说是明治维新之后急于向外扩张的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在战争中海陆军均遭惨败,其后承受的条约之苛、屈辱之深前所未有。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中国的失败不是武器和战争指挥的问题,而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全国军族皆腐败”的问题。     

试论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电报局的作用

电报局是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企业，它的创办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电报局创办之初，就鲜明提出以满足军务需要为第一要务。以往学界在论及电报局时，很少关注其在战争中的实际情况。事实上，甲午战争时期，从朝鲜战场到国内战场，中国电报局承担了大量不可或缺的事务，尤其是电报局通过架设随军电报直接参与战斗，为清军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甲午战争时期英日地位的变换

甲午战争是远东国际关系松动的开始.战前,英国在华有极大势力,面对俄国在东亚的激烈争夺,选择日本为防俄体系的伙伴,以调停为名频示好感,取消一些对日不平等条款,并对其越轨行为视而不见;日本则在日英条约中出让主权,示好英国.战争过程中,英国借口中立为日英不法行为进行辩护.战后,英国为防日本成为远东新对手,对三国干涉还辽采取默许态度,迫使日本屈服.该战间接地使英国实现了利用新盟友打击老对手的外交目的,但付出了退出东亚的代价;而日本则利用大国矛盾,竭力壮大自身,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远东英国殖民时代结束,日本成为东亚主角.     

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

甲午战争中日本明治时期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国家主义情结.既有类似于正冈子规等一些文人,以亲临战场的方式,成为战争鼓吹者;又有虽以明确态度表明对政治不关心,要"绝缘"于战争者,却又无法摆脱战争的潜在影响.不同类型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着战争,并展现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观及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结.     

甲午析木城之战探微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军在辽东半岛上进行多次陆战,其中析木城之战是清军保卫海城,日军进攻海城的关键一仗.清军在经过激战后撤走,日军取胜.此战日军以指挥统一,互相配合,武器精良等原因取胜.而清军虽来自各部,互不统属,没能协同作战,是败走主因,却不能因此简单地说清军"毫无战斗力","军纪荡然",也不应该称丰升阿、聂桂林"闻风即溃,骚扰不堪".对清军作战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甲午战争是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标界。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出现于甲午战后。甲午战争推助了中国政治心态的转换 ,加速了中国政治价值观的革新 ,促成了知识精英政治人格的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