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歆命运悲剧的再认识

刘歆是西汉末年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对于刘歆如何走上为王莽代汉服务的道路并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我们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将评判标准趋向客观与平实,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诠释和理解,分析他历史悲剧的成因,清除他身上所承荷的过多罪名,还他一个历史本来面目。     

李淳风对古代度量衡的考订

唐代李淳风考订了前朝各个时期的度量衡,详细记载了度量衡的差异演变。其中涉及唐以前在度量衡方面有所建树的多位学者,保存了现已不存全书的文籍资料,描述了几近完备的度量衡器物,记载了极具研究价值的历史事件。与唐代其他学者相比,他的论述兼顾度量衡,内容更加丰富,史料收集较为完备,考订方法得当,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他的个别工作也有令人遗憾之处。     

明清时期度量衡管理机构考略

明代的度量衡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央为户部,在地方则为诸司府州县官府.而清代度量衡的行政管理部门也主要是户部,到清末时改为度支部,并新增度量权衡局,地方管理部门亦为诸司府州县官府.     

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观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晚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刘氏父子所集录的《别录》和《七略》论述古今学术的演变过程和变迁趋势,并且通过编辑目录的方式确立了《易》为六经之首,以《易》为其它五经之原。刘氏论《易》,以阴阳五行灾异为依托,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易》学观念的形成是受汉代重儒尊孔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和发达程度。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刘歆“助莽篡汉”再议

刘歆助莽篡汉的说法自两晋以来渐次强化,至康有为而达鼎盛。钱穆等虽有辩证,但多流于片面或静止的思考和分析模式。需知,历史事物往往是动态的,而历史现象又往往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动态和复杂思维分析历史事物和现象。王莽从辅汉到篡汉,其野心渐次昭彰。而刘歆对王莽的态度也随之相应变化:从辅佐、内惧而走向背离。以王莽居摄为界标,之前,刘歆倡立古文、扼制谶纬、发明五德终始等辅莽助莽乃至媚莽的行为都是为了助莽安汉。之后,随着王莽篡政野心暴露,刘歆也由助莽到内惧,最终走向背莽叛莽。从刘歆生平及其与王莽的关系变化看,刘歆助莽安汉是真,助莽篡汉是假。至于刘歆的理论和行为被王莽假借用以篡汉,则并非刘歆本意。毕竟,主观故意与客观非故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了认真探讨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西方知识资本计量理论评述

当前,知识资本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准确计量企业的知识资本成为企业界和理论界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及分析研究,梳理出西方知识资本计量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提炼其基本理论框架,可为我国知识资本计量理论及实务的发展提供参考。     

孔子治史原则管窥

综观孔子的史学思想、方法及其治史实践 ,以为孔子治史原则主要是经世致用、疏通知远、事文义相结合和征信求是的原则。     

柳刘天人之学及其人性论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刘禹锡不仅在诗文方面有卓越成就,而且在哲学上亦不乏卓见.他们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揭露了神灵之天产生的原因,批判了天命之天的荒谬性.柳宗元的道德本有论与刘禹锡的人性善恶二重论在中国人性论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哲学上的成就影响着其后中国哲学的发展.     

从名实观看刘知几的史体论

刘知几以名实这一范畴为依据，对我国古代史籍体例与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试图纠正史学编撰中体例不纯、名实不副之弊。本文从他的名实观入手探讨其史体论，并分析了其史体论的特点、对史学发展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 ,说明他能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他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具有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 ,即也是“道之文” ,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体现 ,同时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 ,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 ,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 ,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 ,是人的感情的形象表现 ,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审美的艺术品。刘勰和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 ,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试图寻找和探讨艺术文学 ,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 ,所以 ,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 ,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 ,是不正确的     

刘勰佛学思想散论

刘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佛学思想属于大乘空宗派别;在其眼里,儒、佛二教殊途同归,本质并无区别;《文心雕龙》的撰成,在写作思路和文学观点上受到了其佛学思想的影响。     

刘师培的文学史观

由晚清走入近代的刘师培,基于精专的经史学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传统文论和西方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纯文学的观念考察了文学史,认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留心文学史的变迁,并剖析了变迁的缘由;运用＂穷源＂和＂竟流＂的方法,探索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对中国文学史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建构了刘师培较为系统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出区别于旧学的时代特色。     

刘勰与文的自觉时代

中国的文学自觉经由曹丕和陆机的时代之后继续向纵深演进。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在文学上的独立发展,文学抒情功能的发扬和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等问题上的认识达到崭新的理论高度, 刘勰是文学自觉这一渐进历史发展过程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