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合作、信任、互惠等无不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公民社会是社会资本得到滋养和发展的温床。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因此需要大力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局面,从而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存量。     

团结与承认:中国式慈善困局的社会政策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频频出现助人被讹与见义不为现象。这些新现象是人类社会旧有慈善困局的新表现,可以称为中国式慈善困局。从社会政策分析中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分配的角度看,碎片化甚至缺失的社会政策体系未能向公民提供有效的社会保护,进而形成相互团结和承认的正面价值是问题的关键。破解此困局可参考欧盟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以构建一元"社会中国"为目的,确立整全的社会政策框架,明确统一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     

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由于这一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引起国内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重组以及利益代表的重构,但是公民社会以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和独立于传统结构如家族、单位或家庭的自治为前提,涉及公民结构及其思维模式的形成等诸多因素,其形成条件在中国才显露征兆,中国现在还没有产生公民社会。把西方语境中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会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如何促进社会团结?——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及其启示

社会构成多元复杂的新加坡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族群冲突、邻里疏离和家庭分解等系列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发展社会团体、调整社会政策、重建集体意识等社会管理对策来促进家庭团结、邻里团结、族群团结和官民团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也面临和新加坡同样的急剧社会分化和冲突,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     

朝鲜族社会家庭结构变迁与性别平等研究

中国朝鲜族社会开放度较高。朝鲜族人口移动导致集居地空洞化现象的底层是家庭结构形式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单亲家庭数量呈急剧增长的趋势。家庭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反映了信息社会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朝鲜族社会家庭结构变迁问题,对于把握未来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总体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对于当今社会性别平等乃至人间平等、种族平等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具有累积性和延伸性,因而会引发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公正所针对的主要是不能平等分配的资源或利益的分配问题,其中特别是财富的分配问题。“社会公正”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人们评价社会是否和谐、是否合理的基本价值尺度,而且它直接关涉到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合作、社会稳定和社会效率。如果我们把“社会公正”理解为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那么合作、稳定和效率则是和谐社会所应达到的三个基本的目标。     

走向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2003年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

2003年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与项目,形成了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伴随着医疗保障、养老保障领域新项目的开辟与试点,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正在从一个基于城市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向基于缴费的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转变.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大大扩展了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但也存在着碎片化加剧、阶层分化扩大以及对个体稳定收入有较强依赖等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政治平等:神话还是现实——政治平等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的规范分析

政治平等指所有受政府公共政策影响的公民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中享有平等的机会,具有大致相同的影响力。政治平等是公民有尊严地生活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正义得以实现的政治条件,是政治共同体维系政治团结的重要基础。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人认为政治平等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难以实现的、难以测量的,可能会侵犯其他政治价值。实现政治平等,需要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同时要限制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平等的影响,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公平配置代表权。     

西方公民社会形成原因探微——兼从中西方公民社会发展史比较谈起

西方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公民社会在西方的发展整体上要早于和优于东方.其间的原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西方国家的最初形成是建立在具有平等合作特征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西方宗教及其组织,特别是其在中世纪神学政治时期的地位和影响为公民社会的出现确立了相应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基础;发源于西方的商品经济为公民社会的最终诞生注入了直接影响力.     

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权利的保障——兼谈我国收入分配法制对社会正义的调适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正在成为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因素.要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个公民,对于我国社会法制建设来说,核心要旨在于保障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消除贫困者面临的社会排斥.财富分配在国家、企业、民众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合理,制度不公无形之中拉大社会阶层差距,成为当前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因此,法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在主权国家范围内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并推行再分配手段和福利国家政策加大调节力度.同时,由于我国加入WTO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权利的责任主体若只局限于国家,将很难有力地平衡全球化造成的社会不平等趋势,因而在高于主权国家的国际层面和低于主权国家的社会层面形成倡导公共责任的社会法律体系,也是社会法制建设不容忽略的环节.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中的若干问题

处于现代化纵深发展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方向相反的两种变化趋势,一种是向下的变化即社会的衰败,另一种是向上的变化即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只有中国公民社会充分发展了,社会才能获得足以克服衰败的巨大力量。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文主义的启蒙和人性的解放是公民社会生长的精神支柱;志愿者行动对公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公益慈善是公民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还要走很长的路,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才能把它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成长模式探析

市民社会的缺失极大地影响到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公民通过非营利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 ,影响和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公民社会的题中之意。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史及政治性非营利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是一把双刃剑 ,它们既可兴邦 ,也能乱国。从政府机构分离、自上而下形成与国家合作互补的非营利组织 ,是当前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的成长模式。随着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既与政府合作互补 ,也致力于监督政府行为、限制政府滥用权力。     

论社会资本与社会民主的建构

人类政治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个领域,可以分为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而社会民主是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社会民主的建构包括三个条件,即民主国家的建构、有机的公共生活的建构和公民社会自身的建构。民主国家的建构是社会民主建构的外部环境,公共领域是社会自身制约国家的途径,而市民社会则是社会民主建构的主要内容。公民社会的建构,则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信任的增强。因此,社会资本是社会民主建构的基础。     

商事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管理路径探析

社会管理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根基。建设和发展社会管理,首先要厘清"国家—社会"关系传统,认清中国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商事社会阶段的特点;然后再结合国情,着眼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变革,通过确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完善商事规则等策略,促进社会管理走深化合作共赢的道路。     

合作主义与澳门公民社会的发展

源远流长的澳门民间社团,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澳门的特殊管治需求而不断体制化,进而形成以代表性社团与政府紧密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治理形态,由此导致以社团为主体的澳门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导向.回归以来,随着居民政治身份及其与政府关系的实质性转变,既有社团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日趋减弱,而在蓬勃发展的公民结社中涌现的新兴社团不但促进了民间社团的分化,而且推动了抗争型社会运动的发展,令以合作为导向的澳门公民社会进入变革与转型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分化的悖论及正论达成路径

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历史表现为社会分化与社会合化、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低水平循环,社会运行过程表现为趋极端性、中断式平衡及资源的周期性耗散。本文力求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生产功能性分化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推进机,自我服务性分化则导致利益分配与生产性功能相背离。公共权力群体和组织权力群体将法理性权力用于自我服务,使生产功能性分化总是伴随自我服务性分化,自我服务分化总是趋于极端化。由于自我平衡机制缺位,革命性的中断成为解决极端化问题的一般方式。然而当抑制自我服务性分化的时候,生产功能性分化也同时被抑制,导致社会进程的迟滞。为此,我们对如何克服这些社会分化悖论和使社会进入正论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

社会和谐是一个全球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相对一致和重合,促进了全球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和谐社会构建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与不公正矛盾突出,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了"社会关系紧张"。面对当今和谐建设中社会贫富分化、社会需求多元化、社会人际关系复杂化,而各级领导对社会认知的"经济化"和社会的"陌生化",以及社会管理弱化、社会整合的表面化现象,必须高度关注领导和领导集体普遍需求的能力,关注当今全球化时代提高领导管理社会、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