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婚姻质量

自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被介绍到国内以来,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文献中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本文在学术界率先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研究婚姻质量,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的各因素,特别是特殊信任因子和同事信任因子,对于城市居民的婚姻满意度因子有显著影响.不过,社会资本各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其他方面,包括夫妻关系因子、分手倾向因子和性生活质量因子的影响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乡村社会延续——一个微型农村社区人际关系剖析

一、亲缘旧格局的变化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分作亲缘和地缘两大类,亲缘包括血缘和姻缘。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特征是血缘的单系偏重,因此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认为:单系的家庭组织重视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血缘因之就替代亲缘成为构成传统人际关系的主要成分。他指出传统社会记认亲属的基础是抚育作用,而不是生育事实所引起的生物关系。抚育作用推到家庭之外依生育和婚姻关系的路线时就形成亲属。在今天,区别于传统的一个明显事实是抚育不再依赖于亲属。后代的抚育除家庭之外,更主要的是由社会来完成。亲属的基础是在婚姻基础上的生育事实引起的生物连带关系。因此,研究亲属的构成,应该从家庭的夫、妻、子三角结构中去迫寻亲属关系扩展的起点。生育的事实不仅意味着新一代的出生,而且意味着家庭的更替。婚姻关系是家庭的基础,也是生育事实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社会性别与招赘婚姻

在我国,招赘婚姻是古老婚俗,也是非正统的婚姻模式,具有女娶男嫁、夫从妇居的特点。中国古代招赘婚姻的存在,其本质原因是宗法制度的要求和传宗接代的考量,社会性别视角是男尊女卑、男权至上。中国当代招赘婚姻的产生,其原因是多侧面的,既有经济、法律因素,又有婚姻观念和婚姻价值因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习俗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今,招赘婚姻已显示出性别平等、民主协商、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特质,是性别平等的生育观和养老观的体现。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广东省婚姻家庭状况分析

<正> 婚姻和家庭是紧密相连的.从两性关系上说是婚姻,从亲属关系上说是家庭.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不同的家庭形式.现代的一夫一妻制,是与私有制同时产生的.但对男女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只有在推翻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家庭既是社会生活的基层组织,又是繁衍后代的基本单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法律保证男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完全平等,这样,我国的婚姻状况、家庭状况都起了很大变化.一个家庭的生活、生育情况如何,粗看似乎对社会影响不大,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活、生育情况,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生活、生育的全貌,对社会发展影响是很大的.现根据广东省第三次人口普查10%提前抽样资料,从不同角度,分析我省婚姻家庭状况,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生命历程、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性别偏好

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探讨了生命历程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男孩偏好,城市居民的性别偏好受到了生命历程、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影响,处在主要生育期(25—34岁)的人有着更加强烈的生育男孩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研究发现同时表明,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女孩倾向越来越明显,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育观念和性别观念。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男孩倾向已经大大弱化,这表明随着职业、生活环境和社会网络的变化,农村户籍居民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转变。     

中国城市规模与居民婚姻收益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2015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数据库,测度各城市居民婚姻收益,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对居民婚姻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婚姻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地区住房成本的提升和婚姻匹配质量的下降,从而对居民婚姻收益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对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早婚、适婚居民以及低学历居民中,且对农业户口居民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比非农业户口居民更显著。本文旨在拓展城市化与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研究,为城市住房保障、基础教育扶持、家庭合理分工、青年婚恋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民国时期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婚姻纠纷

民国时期,受西方婚姻观念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的婚姻观念,特别是年青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家长与子女婚姻观念转变的不同步、男女转型的不同步,加之女子社会地位和觉悟程度的一定提高,一部分女性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以结束自己不幸的婚姻,从而使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纠纷呈上升趋势。     

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影响

儒家伦理是指导安排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群体组织方式。其中,家庭结构模式最为典型,其他社会组织都不同程度地模拟了家庭结构关系,使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重视伦理关系、注重整体均衡与稳定、追求和谐等特点。群体的这种组织过程和管理方式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对现代中国的社会组织仍有影响。     

略谈《易经》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

据《史记·艺文志》记载:《易经》成书于我国殷周之际。《易经》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古代战争、祭祀、生产、婚姻和家庭生育等情况。《易经》中包含了不少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它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易经》的阴阳哲学系统对古代的家庭、伦理和人们的生育观念产生过重要影响。由于《易经》是殷商奴隶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产物,因此其思想刻有比较原始、低级甚至神学的烙印,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数千年来对中国家庭生育观念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伦理问题研究述评

社会变迁一般都会通过家庭及其伦理观念的变化反映出来,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伦理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概括而言,我国在婚姻家庭伦理研究方面,尤其在婚姻伦理、性伦理、生育伦理、代际伦理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家庭的和谐关系到每个家庭成员的自由、平等、健康和全面发展,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五四时期探求家庭变革的社会思潮

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家庭观念变革的现实土壤 ,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把家庭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在揭露和批判旧式家庭实质及其习俗的基础上 ,提出了异彩纷呈的家庭观 ,主要有建立小家庭、废除家庭和家庭革命三个不同层次 ,其社会影响也迥然相异。五四婚姻变革思潮虽存在某些局限性 ,但对现代家庭观念的形成和近代妇女解放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变化

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亲属关系仍然是城市居民核心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网的亲属构成中,配偶相对于父母、子女相对于兄弟姐妹的地位更加重要;朋友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占有突出的中心位置;同事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关系。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变化是中国宏观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直接反映。     

建设和谐家庭的社会标准

中国是极富家庭传统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转型,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婚姻家庭问题。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推进和谐家庭建设,就必须重新回到对人类社会婚姻家庭制度本质的再认识上。本文从人类婚姻的动机说起,指出人类之所以需要结婚,设立家庭制度,是为了传宗接代,完成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婚姻从表象上看是个人行为,但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建设和谐家庭既有个人标准,也应有社会标准。从建设和谐家庭的社会标准出发,认真履行婚姻家庭义务,遵守婚姻家庭的社会规则,对建设和谐家庭是不可缺少的。     

社会变迁背景中的青年问题与青年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变迁,构成了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青年现象与青年问题的重要背景。这种社会变迁主要在四个方面对青年一代产生重大影响:第一,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二,社会流动增加和社会分化加剧;第三,社会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与多元化;第四,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从社会变迁视角出发,现阶段中国青年问题与青年研究的重点领域将主要集中在社会变迁与青年教育、青年就业、青年婚姻与家庭、青年亚文化、青年群体、青年社会问题等方面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变迁对这些方面的影响上。     

20世纪50～80年代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

婚前的礼仪主要有提亲、相亲、订婚等;婚礼的程序主要有接新娘、婚宴等。婚礼存在需改进之处,因此要理性面对。在中国农村,社会认同是最重要的,而婚礼就是这种社会认同最重要的形式。婚姻当事人经由婚姻礼仪的举行,获得社会权威和公众的承认,从而实现了婚姻和家庭特定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