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与村集体决策

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村集体决策对农民意愿的影响,旨在解释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在村务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直接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其村集体决策作用空间,而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则受到村集体决策的推动和约束。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取决于村集体决策及其所处场域的资源状况。研究通过对粤东两个村庄案例的对比性分析,解读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行动逻辑及作用机理。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农地流转对我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农地流转已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其对农民收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农地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反事实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农地流转对我国农民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Probit模型计算倾向值,依据倾向值分别对租入与未流转、租出与未流转两组农户进行匹配,得出每一个流转户的反事实收入,利用反事实收入研究发现,农地租入与农地租出均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通过对比流转前后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发现,整体而言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村集体角色与土地流转秩序——两种组织化流转模式的比较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需求不断凸显。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以村集体为载体的组织化流转成为推动农业转型的重要途径。皖南F县的两种组织化流转事实表明：流转方式不同,村集体的角色不同,形成的土地流转秩序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行政主导的组织化流转中,村集体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村集体介入下流转关系发生了异化,从而造成了大户霸租、农户霸地的治理困境;而当组织化流转以村民自治的形式进行时,作为农民的联合体,村集体获得了农户的充分授权,交易双方的市场关系也得以保留,土地秩序实现了良性运转。因此,要充分认识制度安排对流转秩序的影响,防范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土地流转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保持村民自治活力和规范性的制度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做好农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基于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农地流转开展社会服务研究

在当前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本文以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路,以土地流转为核心问题,对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社会保障、再就业的意愿,以及农户耕地流转意愿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最终给出针对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农地流转开展社会服务的政策建议。     

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促进农民自营工商业了吗?

基于江西省1553份农民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和PSM模型实证检验"一村一大"对农民自营工商业的影响,并探讨参与"一村一大"的学历层次、学习模式和城乡工作地对自营工商业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参与"一村一大"对农民自营工商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参与"一村一大"学历层次越高,对农民自营工商业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三,参与"一村一大"学习模式形成的社会网络越丰富,对农民自营工商业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参与"一村一大"对农民选择城乡自营工商业具有正向影响,且对农民在农村自营工商业的影响更显著性.基于此,建议优化"一村一大"培养体系,构建良好的线上线下学习环境,完善农村创新创业激励政策,营造良好农村营商环境,保障农民在农村自营工商业的长效发展.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博弈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必触动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通过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两者在上市中可能的决策倾向,有利于解释现存制度不足。研究表明,在现存税收、土地制度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会受到地方政府阻碍;要达到政策预期改革效应,须改革税费,提高征地成本,同时修订和补充现行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税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涉及流转及利益分配原则和程序的条款,建立初次流转增值归公和城乡一体土地税制,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和规范博弈利益的分配。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识别电子商务技术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在农村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以2018年中国农村电商发展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比未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高83.6%。使用分位数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电子商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中高收入家庭。政府应通过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电商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红利等措施,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质量。     

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     

农地流转是农业生产“非粮化”的诱因吗？

近年来,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农地流转是否是“非粮化”的诱因呢？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和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农地流转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面积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呈倒“U”型关系,与主粮作物种植比率呈正“U”型关系;农地租金、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资金禀赋、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否专业型农户等变量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正相关;自有承包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劳动力年龄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负相关。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基于结论,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抑制农地租金过快上涨,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户种粮补贴、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等政策建议。     

社会化服务能否促进农户林业生产要素的投入？

基于全国6省（区）203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以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为例,运用内生转换模型,探寻分工深化背景下的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林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基于反事实假设,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户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比未采用组提高了0.0836。分项而言,农户若不采用服务,林业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将分别下降2.2607、0.4692。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该服务对林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能显著提高农户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水平,西部地区则完全相反。同时,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总体、采用组和未采用组的要素替代弹性分别为0.5210、0.4570和0.5960。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能显著激活农户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水平,但采用单一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并不能达到节约资金或劳动力投入总量的目的;为了匹配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农户往往会选择追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量,以达到要素配置最优水平。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林业建设水平,提供符合农户现实需求的林业社会化服务,缓解现实中农户经营林业面临的困难。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与雾霾污染:基于229个县(市、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1-2018年中国32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地区所在城市的229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对试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对试点地区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作用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增加城镇人口集聚等机制产生,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抑制雾霾污染的效果并不显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对试点地区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在第三年治霾效应开始显现,随着实施时间增加,治霾效应愈发显著。经济水平低地区、南方地区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耕地抛荒与农地流转的经济学解读——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制度寻求

探讨了耕地抛荒何以是一种理性人思维。在此基础上,指出耕地抛荒与农地流转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农民追求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的理性选择。基于帕累托改进的原理,提出在完善以政府的农地流转服务链为制度保障的基础上重构城乡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的制度寻求方案。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转入:来自小规模稻农的实证

基于农业生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以1 080户小规模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较为普遍,但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整地和收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高,插秧和烘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已成为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整地和收割环节;插秧和烘干环节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不大,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较为显著,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的逐渐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经营的意愿逐渐增大;而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特征和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家庭劳动力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与健康状况下降是制约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