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模式的关系

公司治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日本传统的公司治理制度,曾经对日本企业模仿渐进型的技术创新模式提供了支持。但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技术创新模式的优势地位开始动摇,对公司治理制度提出了改革要求。伴随日本企业的融资市场化、治理结构多元化和雇佣形式多样化等改革的逐步深入,融合组织优势和市场优势的新型公司治理增强了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和动力,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在继续发挥渐进式创新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实现了向自主、突破创新方向的演进。     

转轨中的日本公司治理模式取向

在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随着法人代理制度的建立 ,公司治理结构行为也同时产生。公司治理结构是以公司控制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制度创新 ,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的一种公司治理过程 ,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演变同步进行的。因此 ,当社会经济发生转轨时必然造成公司治理结构的转换 ,即以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来取代其原有的旧模式 ,以适应新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当前 ,日本正处在新一轮的经济转轨时期 ,与此相适应 ,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展开了新一轮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尽管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才刚刚开始 ,然而 ,却凸现出了与传统公司治理…     

论日本不完全法人控制市场的制度结构

法人控制市场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能从制度体系上和体制保障上构筑企业控制权的权利和责任的结构体系，形成企业权益人有关经营与权利的配置机构，进而建立起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而日本却不同，建立的是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与体制保障机制，实施的是“双向式控制”的复合性法人治理结构。战后以来，这种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一直居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使日本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日本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正在发生新的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     

企业文化、组织结构与日本银行公司治理

日本的银行一向以规模宏大而著称于世,泡沫经济破灭前的1990年,世界前10大商业银行中日本独占9席,傲视全球。那么,是怎样的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来保证这些庞然大物的效率呢?日本银行业又是一种怎样的公司治理结构呢?本文以企业文化及企业组织对日本银行的公司治理的影响为中心加以论述。     

知识流动与学习效率--美、日国家创新系统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创新系统可以看作是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 ,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实际上就是这种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系统内部知识的流动 ,是否具有学习效率。出于这样的理解 ,本文从技术劳动市场的制度安排、风险投资的制度安排和用户与供应商之间的制度安排三个角度比较了美日国家创新系统的知识流动及其学习效率。文章认为美国的创新系统更有利于企业间的知识流动 ,日本的国家创新系统更有利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流动 ;前者更有利于自主创新 ,后者更有利于模仿创新 ,或在一定技术轨道上的创新 ;前者有利于创新企业的诞生 ,后者则存在着不利于新企业诞生的制度安排。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建构 ,要汲取两者之长。具体地说 ,就是针对不同的创新目标 ,构建二元化的创新系统     

体制转轨、市场治理与产业规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产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政策的设计、调整和执行等过程充满着难以把握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作为市场治理最重要组成的契约,在受经济体制制约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产业规制及其效应.本文在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市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的市场治理及其创新,并联系实际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治理之于产业规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产业规制的宏微观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取决于市场治理及其制度安排的这一事实,体现了依据制度安捧来研究产业规制效应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日本企业竞争优势与新的公司治理均衡

以法人相互持股、主银行制、终身雇佣为支撑的传统公司治理,一直被视为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来源。20世纪90年代,经营环境的改变使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进而引发了公司治理改革。目前,改革各方面显示出不同成效,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呈现多样化局面,不同公司治理类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中,市场化融资与改进后的终身雇佣制形成了新的均衡,兼具市场竞争和组织协调的双重优势,支持着日本企业培育新的竞争力。     

试论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制度因素

恰当的制度安排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之一。要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分析其微观基础即人的特点和物的特点是十分必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市场制度以及自主治理的制度等三种制度安排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常见的和各具特色的制度类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选择 ,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政府和市场的二元争论中 ,还必须重视自主治理制度的作用 ,并应在充分研究人和物的具体信息的基础上 ,善于将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综合运用 ,以真正地实现制度创新     

从当前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看法人间相互持股的正负效应

自“泡沫经济”崩溃后 ,日本人开始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曾对战后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各种经济制度。尤其是近几年来 ,日本的产业界和学术界又普遍对独特的法人间相互持股制度提出了新的质疑 ,把制度创新的触角一下子触及到了日本“混合经济制度”中最为敏感的“神经”系统。实际上 ,改革调整法人间相互持股制度就等于直接冲击到了日本现行的企业制度、大企业体制和传统的企业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改革调整法人间相互持股制度不亚于战后初期的“财阀”解体运动 ,因此 ,探讨法人间相互持股的正负效应 ,无论对研究新世纪日本经济的发展还是…     

日本与德国交叉持股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

日本和德国的交叉持股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并对本国的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影响。比较分析发现,日本和德国交叉持股的演变历程相似,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但两国的交叉持股对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的影响截然不同,日本的交叉持股模式推动了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扭曲了其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德国的交叉持股模式稳定了资本市场价格,完善了其共同治理机制。作为一种隐性制度安排,交叉持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