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治理结构看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一大批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倒闭,并出现了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国内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问题严重。这些现象不得不引人深思。本文从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产生、发展、演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借鉴意义。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基于公共治理理论视角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经历并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制度创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而社会组织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国部分省市已经开始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赢得了一定社会效益,取得了一定改革经验,但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仍存在一些困境。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从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流通产业的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基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的分析

产业组织理论一般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难以分析不同体制下流通产业的运行机理。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分析范式,只部分适合对中国流通产业现状的解释。基于流通产业竞争和垄断的一般图景与制造业存在差别,我们需要对这种差别进行讨论。中国流通产业运行是以转轨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这种特定体制在伴随着特定制度环境的同时,也规定着特定的公司治理模式。以流通产业特定的产业组织、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为分析对象,对我们建构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企业文化、组织结构与日本银行公司治理

日本的银行一向以规模宏大而著称于世,泡沫经济破灭前的1990年,世界前10大商业银行中日本独占9席,傲视全球。那么,是怎样的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来保证这些庞然大物的效率呢?日本银行业又是一种怎样的公司治理结构呢?本文以企业文化及企业组织对日本银行的公司治理的影响为中心加以论述。     

战后日本的企业变革

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领日本以后 ,为彻底根除日本的军国主义 ,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 ,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解散财阀 ,劳动改革 ,经营者和所有者相分离 ,企业经营目标变迁等。其变革具有强制性、融合性和解放性等特点 ,对日本企业影响颇深     

从“抗疫”视角看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和挑战。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我国的社会治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各领域所彰显的强大优势,取得了抗疫的重要成果。但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不足,这就更加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革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日本私营企业治理的动态演进及其启示

日本特有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与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共同决定了日本私营企业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过程中制度变迁、权力结构调整与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内在关系的分析,探究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的机制,并结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企业治理转型中职能定位、资源能力与治理环境的匹配.     

创新型企业的产权基础和治理机制:理论分野与融合

创新和创新型企业问题对既有的以单边治理、个体治理为主要特征的企业理论形成了重大的挑战,同时也为企业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本文探索性地提出,在融合调节型科层理论和组织控制理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借鉴吸收权力理论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是未来推进有关创新型企业产权基础和治理机制领域研究的可能方向。     

日本企业竞争优势与新的公司治理均衡

以法人相互持股、主银行制、终身雇佣为支撑的传统公司治理,一直被视为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来源。20世纪90年代,经营环境的改变使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进而引发了公司治理改革。目前,改革各方面显示出不同成效,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呈现多样化局面,不同公司治理类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中,市场化融资与改进后的终身雇佣制形成了新的均衡,兼具市场竞争和组织协调的双重优势,支持着日本企业培育新的竞争力。     

关于战后日本"普通国家"论的观念性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后,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日本出现的"普通国家"论仍有继续予以关注与探讨的必要。"普通国家"这一话语所表述的首先是一种论调、一种思潮、一种对日本国家发展现状不满的观念,然后才是诸如修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等与实际政治活动相结合的实践性政策指向。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本文以"普通国家"这一话语之所以会出现的观念背景为思考视角,对这种观念究竟是什么、是怎样的观念致使"普通国家"这一话语得以在战后日本出现、这一话语表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等做了逐层剖析。     

从参议院议员选举看日本政局走向

日本第 2 0届参议院议员选举以民主党大胜、自民党失败告终。自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力量弱化和小泉错误估计了形势 ;民主党获胜的关键是党内团结及采取了正确的竞选策略。小泉内阁今后将遇到改革受阻、内阁支持率下降、党内抵抗势力增大、公明党离心倾向增强等诸多难题。日本的政界改组将在新形势下不断向深化方向发展     

试论日本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

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日本战后改革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导致产生这一“不彻底性”的直接原因是冷战的爆发使美国占领政策发生了变化以及美国采用了“单独占领”和“间接统治”方式 ,其深层原因是美国扮演的角色由反法西斯盟国的代表转换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代表     

战后日本的资产税改革与泡沫经济形成

战后日本确立了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体系,资产税在日本税制体系中并未受到应有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本资产税改革的滞后和失误也成为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之一。以抑制土地投机和地价上升为目的的数次土地税制改革反而强化了土地资产的优越性,推动了地价上升,而证券税制改革为证券价格的上升提供了通道。本文主要分析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资产税制改革的过程及其与泡沫经济形成之间的关系。     

战后日本民营化政策过程的制度分析

民营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革现存社会组织结构,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在推进民营化的政策过程中,由于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政策过程可能会偏离政策自身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虽然两次民营化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过程不尽相同,但是在"分割性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决策体制下,经过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使民营化偏离了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最终只是基本满足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     

公共选择视野中的两党制目标--试析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

公共选择视野中的日本两党制目标 ,展现出了一个政治市场图景。首先 ,从两党竞争模型和空间定点理论来看 ,“中间投票者”偏好使自民、民主两党的选举纲领趋于一种竞争均衡态势。其次 ,从投票者行动的角度来看政党支持结构的转换与“理性投票人假设” ,使 2 0 0 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 ,从而制约了民主党实现政权交替之目标。第三 ,从“政治景气循环”的角度来看 ,自民、民主两党选举纲领的“选举后模式”难以启动日本政党政治循环及由政党循环推进政治结构改革。在日本 ,政治市场的景气循环尚未形成     

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特点

战后初期日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非常严重 ,但日本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很快就解决了这一难题。与战前相比 ,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许多新的不同特点。有利的人口背景、非农业部门就业容量的增大、政府的积极诱导政策以及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等积极因素 ,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但是 ,由于兼业的普遍存在 ,日本农业规模经营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 ,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但日本农业却“消亡”了 ,其教训极为深刻。     

日本人的历史观--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历史认识问题

本文从民族史观的角度,回顾二战以后日本人历史观的演变,提出日本人对本民族近代史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重建过程。这种民族史观的形成和变化是由战后日本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就必须超越民族史观的限制,建立起没有民族偏见的亚洲史观和世界史观。     

从内生增长模型探讨日本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罗默模型的核心是技术进步。按照罗默的分析,似乎一国的研究人员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其隐含的假设是研究人员的水平相同,这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巴罗等人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改,提出了行业差别性的“胜者全得”概念,并用来分析一国的经济追赶,提出了产生追赶的模仿技术增长公式,还指出了“模仿陷阱”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对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及复苏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过程中"人、物"分离是导致城市管理效能低下的制度成因。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解读城市管理的内涵,以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为案例,探索以数字化人口管理监督平台为载体,实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对接,通过制度创新,将公共治理理念落实在城市管理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