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企业破产法》的创新突破以及在企业破产案件审理中面临的新挑战

新<企业破产法>充分考虑到了立法的经济性原则和企业破产法的适用性,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加速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通过在立法目的、破产申请、受理程序、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与突破,如在法律适用上扩大了主体范围、强化了企业高管的责任、赋予了当事人较大的自治权、首次引入跨境破产制度、对破产清偿程序作出了更符合我国国情、更有利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规定.但是,也在破产案件的审理中留下了很多新挑战,如破产清算中清算报告是否要经过审计、破产案件审理中证据失权的适用限度、保证金问题在破产案件审理中的认定、涉外破产案件中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企业政策性破产中的职工权益保护以及金融机构破产时的担保权益保护等方面仍缺少具体、明确的规定,还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以增强破产案件审理实践的可操作性.     

强化责任 狠抓落实 推动社保经办工作取得新突破

2011年上半年,天津社保中心以学习贯彻《社会保险法》为主线,努力提高精确管理水平,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下半年,天津社保中心将强化责任,狠抓落实,推动社保经办工作取得新突破。本刊记者日前就相关内容采访了市社保中心有关负责人。记者:请介绍一下天津社保上半年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     

回顾2009天津社保扩面征缴取得新突破

2009年,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面对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坚持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改善民生的大局,按照保存量、促增量的工作思路,积极挖掘资源,扩大覆盖范围,扩面征收连续增长。一、建机制、强举措,社会保险扩面工作取得新     

逆势而上 振兴取得新突破——记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2010年1月26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辽宁省政府人民会堂胜利闭幕。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辽宁省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全省人民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完成了辽宁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在陈政高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一览这一年来辽宁省在逆势中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

本文探讨了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的问题.着重就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了勾勒.认为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注重的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剑桥学派将语境方法引入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历史的研究方法.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思想史研究更多地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即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这种转向并不表明思想史研究在衰落.新社会文化史的挑战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     

清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清代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内忧外患与时势的激荡下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趋势和新特征。在这一时期 ,中俄边疆史地研究兴起 ;西北边疆史地学空前兴盛 ,并且与蒙元史研究相并发展 ;边疆史地研究中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 ,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并且 ,此一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的空前的忧患意识和世界性意识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市民社会抑或统合主义——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商会研究的论争

中国商会的发展成为西方学者的关注点之一。从比较视角出发,西方学者将商会研究放入市民社会和统合主义的分析研究框架之中,以此检验这两个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然而由于这两种概念带有理想模型和移植性的特征,因此在实际使用时被不同程度地修正,这或许体现出当前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即作为既有理论的试验场,而非创新理论的发源地。     

1978年以来的北京史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了1978年以来北京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城市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对北京史研究进行展望,建议开展"城市环境史"的研究。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与研究述要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得益于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现代人对过往历史和当代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现代口述史远超出传统历史学范畴,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不仅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更可贵的是通过口述的研究方法,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为后人重温历史,从中分析提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提供丰富翔实和可以考证的历史资料。开展口述史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口述史的真实性;要面向民众,多视角地反映各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和规律;尽快建立起口述史工作规范;善于总结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为更好的开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服务。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民族史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子——《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评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管彦波的新著《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作为国内民族社会生活史的综合性专著,在探讨民族社会史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区域民族社会生活史研究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颖的视角和极富思辩性的启发。曾记得20多年前,我国传统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史学危机”的大讨论,在激烈的争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史学危机不是史学本身的危机,而是史学思维的危机,是研究者视角和方法的危机,是史学脱离生活、脱离民众,变得只有“骨骼”而没有“血肉”的危机。或许是受这次讨论的影响,自20世纪80…     

"新军事史"在西方史学界的兴起

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军事史"不以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为目标,而以探讨战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宗旨,关注的焦点从战争本身转移到战争以外,其研究者多为专业历史学家。"新军事史"拓宽了军事史研究的主题,丰富了军事史的研究途径和方法,革命性地改变了军事史的性质。它的兴起弥补了传统军事史的某些不足,但它不会完全取代传统模式的军事史。     

论旅京鲁商在近代北京商会中的地位

旅京鲁商是近代旅京山东人群体中比较有固定性的一个部分。从近代北京商会高层的籍贯构成看,旅京鲁商长期把持着北京商会,几乎操纵了北京商业的半壁江山,彰显了旅京鲁商在北京的强大实力。北京商会的人事构成可以看做是旅京鲁商优势的全面外化——即表征于对北京商会的控制。而旅京鲁商对北京商会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巩固了其在北京市场的优势地位,而且拥有了较多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发言权。     

中日关系"脱困"之我见

近年来 ,中日间因存在太多的曲解、误解和不了解、不理解 ,造成两国关系处于“经热政冷”、“民热官冷”的失衡状态和复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互信危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 ,则需双方从战略大局出发 ,从利益共同点入手 ,从具体事情做起 ,立即停止人为的恶意曲解 ,逐步消除主、客观原因造成的误解 ,加强多层次的交流沟通以增加了解 ,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以加深理解 ,通过排除障碍 ,达成共识 ,共同创造“经热政热”、“民热官热”的和谐氛围 ,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友好互信、合作双赢的方向发展。1.恪守各项原则 ,维护政治基础。中日双方都视对方为重要的…     

关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思考

为了推进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新的世纪中健康发展并获得长足的进步,必须首先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应该如何发展?一种答案是同国际史学接轨、对话,像发达国家史学家那样从事世界史研究。另一种答案是吸收国际史学研究的营养,根据中国的需要来发展世界史学科。对此,本文逐一进行较为深入且有见地的论述。     

对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几点思考

我国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的重点在于:一是重视外部环境建设,为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宏观环境;二是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三是重视市场营销;四是建立有效的业务创新机制。     

历史与重构 --关于新中国东北拓荒文化的思考

在东北边疆文化中,新中国拓荒文化不仅改写了历史上一向不具主流色彩的流人文化,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影响了中国人十几年,而且为后世提供了双面铜板形象.作为新中国的一面旗帜,拓荒文化是那个时代狂热的理想主义最直接的表述,主宰了时代风尚.但由身份问题而衍生的新流人文化则为拓荒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拓本.     

日本经济史研究中新的理论与方法

当前 ,在日本经济史学研究领域 ,就其理论与方法而言出现了异彩纷呈的景象。应该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仍有影响 ,与此同时 ,新古典学派的“计量经济史学”、道格拉斯·C .诺思的“制度经济史学”、艾夫纳·格瑞夫的“历史的制度分析”等当代欧美国家的新的理论与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领域被拓展 ,其认知功能也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