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桂系政权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新桂系集团通过民团组织和“三寓”政策对乡村社会的民众进行有效组织,通过村街民大会有效将政府意志传达到乡村地区,依托国民基础教育培养了一批服从政府的民众群体,对分散的乡土社会进行了有效的动员和整合。这就第一次将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地区,改变了农村的乡土意识形态,强化了民众的国家参与意识。     

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河北唐山乡村公共空间为例

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归纳了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而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     

论政府与民众联动的危机参与模式——贵州省修文县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危机的社会动员和参与为切入点，在比较危机参与两种理想类型的基础上，结合贵州凝冻危机中修文县的社会动员和参与状况，提出了一种更为有效、全面的危机参与模式：政府与民众联动模式。为了满足公共危机中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更好地发挥“小政府、大社会”的优势，要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规章制度等方面来推进体现多元共治的政府与民众联动型危机参与模式。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民众参与司法的审视：陪审团制度价值功能解读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听证会、法律草案评论等情形使得民众参与日益具有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功能。作为民主的产物,陪审团审判具有非职业性、社区代表性、公正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4方面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道屏障,介于被告人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护被告人权益免受侵害;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治观念;提升审判公信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为民众分享政府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机会,给刑事司法注入了大众价值观,增加了实现正义和防止政府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强化了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是政府运作中民众参与的象征。     

公共管理视域中的检察机关探析

在公共管理研究的诸多不同角度中,宽域视角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从公共管理研究的宽域视角出发,应对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进行广义理解.从“大政府”的观点看,公共管理是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内的所有公权力主体管理社会事务的活动.从宪法地位看,检察机关是国家机构之一,是公权力主体,属于公共部门.检察机关通过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参与执行公共政策、参与监督公共政策的实施来参与公共管理.     

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村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众传媒——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和社会民主的表征。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部分,是特殊的公共空间,是政府与公民、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力沟通协调,能够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到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这种作用与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要全面认识和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这一政治资源,就必须同时将其作为公共空间来认识和把握,使之在双向对称传播中扮演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角色,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

近年来 ,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较快 ,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自身广泛社会资本的运用 ,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及农村精英的参与。农村的民间组织能协助政府治理乡村 ,是农民自身的利益表达机制。但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引导     

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

作为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汉口中山公园的辟设,是市民生活与政府意志双重需要的结果.政府利用公园命名、空间部署、园内建筑、集会活动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和生活宣教;苦力、小贩、园商、青年男女、平民大众以公园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与展示自我的舞台;部队、学校、教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使公园体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公园促使民众暴露在陌生公众面前,获得生活与感知的公共性;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培养市民公共责任感.公园的辟设也呼唤市民公德心与公众认同的养成.惟其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使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生活变迁成为可能.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论政府的开放性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指导下的政府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在公共管理运动发展的背景下 ,人们对政府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并且把开放性当作政府的基本特征来把握。作为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基本理念 ,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政府能够有效建立与其它团体合作关系 ,能够有效回应民众和社会对政府的呼声和要求。作为政府追求的一种目标 ,它是对政府发展状态的描写 ,反映了民众对政府评价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它意味着在政府内部与外部必须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以利于政府内部运转和外部运转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政府是依靠政治选择建立起来的 ,开放性的政府最终可以解决公共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     

以微博为平台和载体的公民政治参与

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以微博为平台和载体的公民政治参与扩大了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和意见、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等方面的政治参与,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微博政治参与拓展了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空间,维护了社会稳定,有利于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彰显着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另一方面,微博政治参与也有着自身的局限和消极因素,要求政府进一步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加强网络管理使之规范化,真正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力量。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非规范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与维持

非规范社会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与道德信仰体系，因而公共权力无法在社会中得以流畅地运作。在此情境下，政治在民间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民众没有足够的参与热情与适当的参与途径来影响政府。简言之，非规范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相互制衡。规范社会与此相反，它依靠法制和民主维持与主导自身的运转。它与国家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规范社会的生存与壮大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足够强大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以及前所未有的权威（这一权威不依赖于暴力的炫耀与滥用，而是社会的承认与遵守），而社会在国家的保护下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简论抗战时期晋冀农村冬学教育的意义

抗日战争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封闭、冷漠、落后、缺乏文化传统,封建迷信盛行,民众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对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漠视,长期制约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进入抗日战争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必要因素。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农村,因此,为了加强农民的教育,克服民众的政治陌生感,激发起他们当家作主的热情,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根据地和解放区充分利用冬学,对传统社会心态进行有意识的改造,推动了这一地区民众的觉醒,加速了乡村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从而最终使广大农村地区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地。     

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之实证分析——来自江苏和贵州农村的调查

村民公共参与指村民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调查显示,由于受媒介接触、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社会性参与热情而政治性参与冷漠"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村民公共参与的所有变量与乡村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则表明,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很一般。其中,政治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小,这一结论对我们寻找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