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

朱熹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有三个要点。其一,"格物为先",即八条目必须以格物为前提,格物最为重要。其二,"各有工夫",即八条目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各自作为工夫之一。其三,"敬贯始终",即八条目作为已发时的工夫,必须始终以作为未发时的敬为前提。朱子之所以如此界定八条目的关系,与其从实在论的角度及以气论心的角度有必然的联系。在《大学》诠释史上,朱子与阳明的诠释一样具有诠释范例的重要意义。     

黄榦对《大学》的疏解

黄榦对《大学》有较完整的理解。他将《大学》经一章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旨不同，其中第一、二部分是重点；他与同门反复讨论“明明德”章，尤其是对朱子的解读有进一步的细致疏解；他明确将“知止至能得”部分视为《大学》工夫之始终次序详加讨论，而大学八目则被视为明明德新民的具体条目；黄榦还从道统论的角度讨论《大学》在儒家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特定价值。在继承朱子注解的基础上，黄榦对《大学》的疏解构成了对朱子《大学章句》的发挥与补充。     

论朱子修正《大学》文本的依据及意义

朱子的《大学》学,实际上是以《大学章句》为核心文本的。《大学章句》是朱子在《礼记·大学》篇的基础上,参考二程的《大学》改本进行较大改动后所得到的本子。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主要分为三部分,包括区分经文、传文,变更传文顺序,补充传文。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至少有着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文本依据;二是对于前儒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三是构建以"格物致知"为修养工夫的"修己治人"理学思想体系。此外,朱子区分《大学》的经文与传文,不仅密切了"三纲领"与"八条目"的关系,还突出强调了儒家"修己治人"的为学之路,将"格物致知"与"格物穷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整个"理学"建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论李珥的格物致知思想

:朱子以《大学》确立其实践工夫理论 ,自“格物穷理”下手以求“致知”之完成。其理论虽同于伊川之宗旨 ,但立论更为完备 ,且特别强调内外并进之过程。在李珥哲学系统里格物论是其修养论之先行工夫。他的格物论大抵承袭了朱子之学。但在格物方法上 ,比朱子更为重视明道的体认方法和孟子的“存心”之道 ,而且还十分强调后者     

论朱子对“明德”的诠释

"明德"为《大学》中的重要概念,朱子的诠释突破汉唐郑玄、孔颖达等人的解释模式,带有鲜明的理学特征。但朱子的诠释却显得比较笼统,往往兼跨心性来解释"明德",不免让人产生疑惑。通过对朱子的诠释中"明德"和"心"定义,"明德"具有的工夫论的特征以及其本身具有的"德"的属性等方面的分析可知,朱子并非认为"明德"等同于"性",而更多的是立足于"心"进行诠释的。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大学》工夫诠释图式重构——以朱熹、阳明的《大学》诠释为语境

《大学》在宋已降的经典诠释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以其工夫之道成为各种诠释话语的主题,也因此在不同的诠释视阈中呈现出不同的工夫图式,其中以朱子理学至阳明心学的诠释图式为代表,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以伦理之域的修养论为旨归,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上对朱熹工夫论的智识化诠释倾向。在此辨析基础上,新的工夫图式得以建构。《大学》工夫新图式以成德为内在理路,以逐层递进为逻辑关系,呈现出内修、外治和内圣外王一体的三重结构。新图式在某种意义上更形象地体现出宋明理学的儒学本质和特色,也对解决内圣外王的紧张提供了一条思路,因此对儒学开新与践行不无启示意义。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民国时期唐文治的朱子学研究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在于朱子学研究。他的《紫阳学术发微》是当时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内容包括朱子学术思想历程研究,朱子心性学与工夫论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朱子政治学研究,朱子与陆王、浙东学派关系研究,清代朱子学研究述评等诸多方面。他的朱子学研究之深入而扎实,甚至有些成就为当今朱子学研究者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朱子学研究,坚守民族气节,“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     

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与朱子的区别——兼谈陆王工夫论的差异

朱子直接根据《大学》的文本主张“致知在格物”,阳明则基于孟子有关本心的思想重新诠释《大学》,主张致知以格物。在朱子处,格物属于知而不是行,是本心之知主导意识的前提。阳明所说格物则以本心之知为前提,是对本心之知的落实,已不仅是知而且是行。从工夫阶次的角度来看,格物在阳明这里主要有两种含义,即为善去恶与勉然去欲。含义一通贯勉然与自然两层工夫,含义二则主要指第一层的工夫。与阳明不同,象山否定勉然的积极作用,主张工夫直接从自然入手,阳明批评其扩大了自然做工夫的适用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中包括王龙溪、王塘南等在内的不少人并非接近于阳明反而接近于象山。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

朱子晚年工夫论的转变问题,是朱子哲学思想讨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钱穆先生倡说朱子晚年"以克己代敬",此说法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由于在语录之外没有参考同时期的书信材料,对于克己与敬在工夫原理上也缺乏全面和细致的分析,钱穆先生此说实不能完全成立。朱子62岁以后仍以敬为圣门第一义,以主敬穷理教人。克己分为压制私欲和除尽私欲两种,但都不能完全替代"敬"在整个工夫规模中的地位和作用。若说强调克己是工夫重心的调整,其实这种"调整"仍然可以在"主敬、致知、力行"三者关系中得到理解。敬恕虽偏向静重持守,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缺陷,收敛贞藏实为至明至健之根基。晚年愈加强调克己,是朱子不满守成、要求进取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持敬之效。可见,朱子晚年不存在工夫论的重大转变,只有工夫的深入、圆成,体现出了朱子思想的深邃与活力。     

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熹《大学章句》的特点是:以明德—气禀—复其明德为基本结构,以明德为心的本然之体,从而赋予《大学》一种心性论的诠释。这种高度心性化的经典诠释为道学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理解的依据。而在朱子的《大学》解释的功夫论中,一方面,格物和诚意居于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为学次序的关注成为朱子基本的问题意识。简言之,人的为学,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为起点的顺序,一切功夫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     

慎独:真正的“中国工夫”

真正的中国工夫并非中国武术,而是道德修身工夫,而"慎独"正是这种道德修身工夫的集中代表。长期以来,受郑玄、孔颖达和朱子的影响,"慎独"一直被唯心化地理解为单纯的道德内省,而实际上,与《中庸》的"显微无间"、《大学》的"诚中形外"的解读一致,"慎独"的真旨乃是生命的"合内外之道"。在集"慎独"说之大成的刘宗周那里,通过回归大易的"内生外成"思想,"慎独"的"合内外之道"被得以最终证成,并意味着一种业已本体化和体用兼备的中国工夫的真正诞生。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曾国藩通过"慎独"所取得的"内圣"与"外王"兼举并隆的人生成就,为"慎独"的"合内外之道"提供了坚实有力的验证,也见证了看似形下的"慎独"工夫所内蕴的超越历史时空的形上之无穷和永恒。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论朱子与湖湘学者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

学术界素来重视朱子与阳明在知行问题上的差异,并由此理解理学与心学两派学术的异同。然而,本文则通过对朱子与湖湘学者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试图澄清朱子本人那里颇为复杂的知行学说,并由此梳理出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即立足于工夫论的差异,以明道、上蔡、五峰一路,主张上达而下学,即以上达为入手工夫,久之自有下学之效;另一派则为伊川、朱子、象山、阳明一路,主张下学而上达,即以下学为入手工夫,久之自有上达之效。就此而言,象山、阳明一路并不构成整个宋明理学在工夫论上的两极,其实不过下学一脉的歧出而已。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反思与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王船山《大学》研究

王船山的《大学》研究,重考证。其对经典阐释也有独特之认识。王船山对《大学》真实性与否的问题并不关心,极力批判王阳明欲回复古本重新改造《大学》的举动。王船山在反思心学对《大学》危害的同时,又在朱子《章句》基础上,对《大学》重新进行阐释。     

朱子《大学章句》建构体系的梳理与析出

朱子《大学章句》之所以能对后世有极深远的影响,除了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外,更在于朱熹为《大学》建立了一个浑然圆成的体系。这个体系是朱子的妙心神运处,他将《大学》区分为经与传,并通过种种手段形成了经与传相协调的布局,而且他以本末合的理念贯通全文,使得义理通畅而别具一格。正是在这种布局与理念的互为支撑下才形成了朱子的《大学章句》体系,使得他对《大学》的解读与发挥超出于众人之上,而自成一家。     

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

朱子一生最后绝笔为《楚辞集注》.正因为感同身受,朱子才能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花极大的心血注解《楚辞》,实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同时,极力痛斥扬雄之“偷生幸死”,将忠义之精神、君臣之大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将朱子心中郁积之情愫表露得一清二楚.正如朱子在序言中的夫子自道,《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