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特征。但从其证据制度的立法角度来看，它没有独立的证据法典，其刑事证据规则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中，蕴含在证据原则和一般程序规定里。学界对德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仍存在误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判例对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论民事再审审查程序对新证据的认定

中国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再审新证据的规定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再审新证据存在较多争议和困惑。新证据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是一项具有统一性的制度,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对于新证据的采纳有必要采取相对统一的认定标准。从最大限度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角度来讲,对再审新证据的认定应更为严格,应在举证时限、延迟举证说明义务方面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论基本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办案人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些规定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我国审判、检察和公安人员应该遵循的办案原则。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理性思考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再审提起的普通刑事案件“刘涌案件” ,以其涉及“可能刑讯逼供”影响判决而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引发了新一轮的探讨。为此 ,本文从理性思考的角度 ,以程序公正与实体真实既一致又冲突的关系展开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分清了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的界限 ,对如何确定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提出了“有效性”标准 ,对排除刑事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提出倒置 ,并为在我国真正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但从其规定来看,无论是排除程序的启动,还是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分担或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等,由于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或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水土不服之状.因此,我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本土化构建,使其能够真正发挥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与促进刑事司法文明的功能.     

论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

证据交换属于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证据交换制度程序价值体现在公正与高效上，证据交换制度的设立和实施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的发展。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交换的相关内容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就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阐释了证据交换制度的概念、立法背景和效用；详细介绍了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即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范围、证据交换程序的启动方式、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时间、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次数、证据交换程序的参与主体；深入分析了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是证据交换的证据范围不够明确、二是证据交换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三是证据交换的尺度把握不够准确；最后提出完善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即明确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的证据范围、充分行使法官释明权、进一步完善当事人诉讼指导制度、准确把握证据交换的尺度、做好证据交换程序与庭前调解程序的衔接、证据交换后径行进入下一诉讼程序的一系列建议与构想。     

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中的实务难题与解决途径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前证据保全做出了规定,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可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诉前证据保全制度设立的法理基础在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追求客观真实与诉讼效率.我国诉前证据保全实务中存在申请审查标准不一、协调难度大、利害关系人范围不易确定等难题.应该简化书面申请的程序,允许紧急情形下的申请文书补正,完善诉前证据保全申请的审查程序,完善诉前保全证据质证程序以及解除程序.     

冲突与消解:举证时限制度的反思

举证时限制度所蕴含的程序正义及提高效率的理念可能与实体正义冲突,《证据规定》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存在难以操作或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足与缺陷,需进一步完善举证时限制度。对逾期举证一般不宜规定证据失权而采取有条件的费用制裁,同时赋予当事人相应的调查收集证据的手段,完善争点固定制度,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刑事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适用研究

随着刑事案件复杂程度的提高,司法实务瑕疵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处于刑事案件证据链主要环节的证据瑕疵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刑事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逐渐确立,但仍存在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瑕疵治愈方式多元化、瑕疵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相混淆等问题。结合对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适用困境的分析,建议从延展瑕疵补救方式、规范瑕疵补救程序和强化检察监督等方面完善相关法律配套,确保规则发挥其应有的司法价值,以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庭审实质化的进程。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探究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传统观点"认识论"与新说"价值论"都存在着固有的不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程序价值论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克服理论研究中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模式;在刑事诉讼证明中两者的统一并重有利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辨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的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之间的冲突,本文对其价值基础进行剖析,讨论价值冲突的根源,为我国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理论依据。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的审理程序

我国第二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新的法律规范在规定控方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同时,还要求审判者摒弃消极中立的立场,赋予法官启动非法证据审理程序和依职权调查的权力,承认法官主动审查、识别并最终排除非法证据的权限。配置法官这样的权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非法证据审理程序不独立的缺陷,适应了非法证据问题的程序属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照了非法证据审理程序的特殊性要求。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主要从立法层面 ,就改革与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若干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主要以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切入点 ,并就如何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举证时效问题、证明标准问题谈一些建议。使设置程序更为合理 ,更能达到诉讼中的程序公平 ,并最终达到实体公正 ,这才是审判的终极目标。     

论瑕疵证据的司法适用及完善

瑕疵证据是轻微的程序违法证据,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过渡.已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瑕疵证据的初步规定是司法实践运用的法律依据,但在讯问被告人未告知诉讼权利的笔录补正、言词证据瑕疵情况的补正、瑕疵证据的适用范围、免于补正的适用等方面有待细化和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若干缺陷。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对"非法证据"作出明确界定,对非法取证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并针对不同证据种类采取不同的排除规则。同时还应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困境分析

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行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排除非法口供、遏制刑讯逼供带来了新的希望,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审理、法官的庭外调查以及二审的救济机制四个角度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面临的难题。     

证据新论

蕴含了证据信息的物质载体是证据 ,这种载体有两类 ,即自然人或者物 ,通称人证、物证。人证是自己以言词方式表达证据信息的证据 ;物证是经由法定主体依法收集、固定、保全、检验、阐释而形成证据信息的证据。证据信息经法庭审查判明其与待证的案件事实相关联并有证明意义的部分即“案件信息” ,这是法官采信并据以认定事实的根据。法官采信的“案件信息”即证据事实 ,从形式上看即所谓“法律真实” ,从内容上看则是“实体真实” ,实际上它是法律真实与实体真实的和谐统一。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

非法证据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否作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争议的问题。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对于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价值冲突的选择不同,不同国家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存在着许多差异。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对刑事诉讼规律认识的提高,各国对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认识也日趋深刻,并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证据规定》实施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真实案例对偷拍偷录、陷阱取证、悬赏取证等一些特殊取证方式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官对发现真实的追求。为追求个案的实体公正和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官可以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决定非法证据的取舍并借助判例来约束法官对非法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