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现代性曲径:元审美与反本质主义的纠葛历程

现代性曲径体现为二维:元审美-本质主义的理性樊篱和非本质主义--相对性的相互制约.回溯历史,中西方都经历了元审美和非本质主义的进程.它们作为两种审美方式影响了现代性的构建.现代性克服元审美与非本质主义的缺陷,力图创建新的审美理性.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使现代性焦虑成为可能.现代性进程的曲折,表明现代性重建仍是当代审美形态不可或缺的环节.     

现代审美主义救赎刍议

现代工具理性文明对个体精神的物化作用催生了审美现代性,其思想的核心是,艺术对现实的否定与反抗作用能使个体产生一种内驱力,去质疑现代异化文明,寻得精神救赎并重新确立自我。然而,审美现代性把启蒙现代性置于绝对对立的位置,缺乏合理性;发轫于现代性中的审美主义却要消解现代性,否定了自身的存在;审美主义变成“精英”空谈,陷入固步自封、“自恋”的怪圈,丧失了对大众的救赎功能;艺术的泛生活化和货币化颠覆了审美主义艺术救赎的主旨。这就注定了审美主义无法实现救赎,现代人在寻求精神自由时无奈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资源最为丰富,是"个人的崛起"的时代,受到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思潮影响,其人生观和自我观发生重大的转型,快乐主义取代德性主义成为人生之善,利己主义也获得了价值上的正当性。虽然从清末民初开始,物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有日益弥漫之趋势,但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占据思想上的主流。相反地,另一种源自中国传统的"大我小我"论,经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发掘与提升,成为普遍的自我观。"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传统,尽管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大异其趣,但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现代性。     

"东方主义"与自我认同--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再阐释

梁启超的一生虽极善变,但是在中西文化相遇的时代背景下,其思想和话语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特征.一方面是以二分法和本质化为特点的"东方主义"文化认知模式,另一方面是在学习西方文明之时对自我认同的追寻,二者之间存在着强烈而持久的张力.此特征贯穿在梁一生中的各个时期,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共相特征.     

"原始思维"说及其现代批判

原始思维或原始智力的研究是20世纪的一大显学.在进化论人类学的模式之中,西方的理性首先把原始思维定位于人类进化的低级阶段;而随着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加深,后殖民主义思想的普及,对理性独大现象的反思与批判的展开,人们在西方思维传统以外寻找能够补救理性思维之偏失,改良人与自然关系之途径,原始思维又重新成为西方人敬重、学习和效法的对象.昔日被蔑视为野蛮人的原始人,如今被陷入物质主义和增长癖困扰的西方人奉为天人合一式生存的榜样.     

"迷惘的一代"文学中的悲剧意识探讨

"迷惘的一代"文学体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欧内司特·海明威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主义和尼采的权力意志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微关系.菲茨杰拉德小说中包蕴着深刻的叔本华哲学思想,而海明威小说则呈现出明显的尼采哲学的痕迹.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从"中华性"到"现代性"——驳"中华性"之论

"中华性"之论从后现代的立场揭橥现代性的终结,进而以寻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中华性"为指归,表现出一定的追求民族文化个性的合理性.但其指认现代性为西方话语霸权而否定其使用的正当性,进而割裂现代性与其所言的中国现代性的辩证关系,这就存在着无法规避的矛盾和困境.析分其矛盾和困境,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性,而且有益于文明间的对话与共融.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悲剧与现代性

尽管现代社会中流行一种"悲剧消亡论"的论调,但对悲剧的探讨尤其是对悲剧与现代性关系问题的探讨一直是西方理论界中的热点话题.可以说,从悲剧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问题能够让我们获得正确理解现代性的辩证性眼光.而现代社会中有关现代自由和现代邪恶的叙事,也只有在悲剧性的框架中才能作出正确理解.因此,本文试图从悲剧的角度切入对现代性问题探讨,指出现代社会中绝对自由的不可能性以及现代邪恶在文明社会进步的积极一面,从而引发我们对如何正确对待现代邪恶以及拯救问题的思考.     

价值普遍主义的冲动及其限度:以"平等"为例

在理性主义传统中,价值观念本来就应是可以普遍化的.传统儒学只蕴涵了有限的价值普遍主叉,并在近代发生了变化.古代儒家只有"相同性的平等",而现代性的价值观则强调"公正的平等".平等主义与普遍主义处于同一个现代性观念谱系之中,"平等"表现出强烈的普遍主义冲动,但其实现却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因而总是表现为特殊的.现代性价值处于一种自我反驳的状况,而这种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现代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给平等注入了"不知足"的动力,而东亚社会在处理地位、特权和权威等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走向"间性哲学"的跨文化研究

比较文学面临着一次新的研究范式的转型,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进入"间性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既有贡献又有局限,曾经推动比较文学向跨文化研究开放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指出了东方主义的文化陷阱,却没有提供超越东方主义的文化前景。公正客观地认识西方现代性文化,倡导一种全球意识的、跨文化的文化间性伦理,走向"间性哲学"的跨文化研究,是汉语学术界目前面对西方现代性主流思潮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合理反应。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意识形态转换的逻辑依据

以1919年为时间中介,以人道主义思潮为思想中介,“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完成了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转变,经历了由整合西方思潮到剥离其价值趋向的过程。从对西方国家诸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一股脑地“新”潮膜拜到归依俄罗斯的新文明、新精神、新理想,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重整并引领了一个时代现代性的思想发展方向。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颉颃中,虽然潜存着启蒙的冒险,但我们却能从中充分领略到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晴雨表特征。     

荒诞与异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向悲剧的重新阐释

现代的西方西绪福斯精神孕育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悲剧意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形象是“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谬人”,是“局外人”,并由此表现出少有的孤独和冷漠,潜含着真正的悲剧性。生之忧与死之惧是现代人的通病,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断触及的表现主题,荒诞的厌倦和恐惧构成现代主义文学悲剧意识的两大内容。“异化”是西方人最严峻的悲剧性境遇,对人类崇高品格的否定必然导致对悲剧崇高性的否定,因此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向悲剧。     

“文明冲突论”的现代二元论思维——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政治秩序与批判

文明冲突论是文化范式现代性的一种表达,它根源于笛卡尔主客体二元分裂的世界观,在社会人类学上其主要表现为对人类文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划分。不论是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还是非西方的"他者的视野",都没有挣脱现代文化范式的羁绊,因而也就未能超越文明冲突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眼光对现代文化范式给予批判。在马克思理论视野中,未来世界的文化范式应该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世界历史"。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论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

现代性道德与现代性自我相伴而生,现代性自我是道德与现代性分离的根源,也是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关键。现代性自我生成的历史维度敞开了现代道德困境的深层根源及其现象学展现。面对困境,现代、后现代道德哲学及社群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从现代道德困境的＂自我＂根源出发,辨证地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情与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是超越困境的关键所在。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气质

忧郁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承载方式和生命体验方式.忧郁意识在文学中以审美体验形式出现时,便成为"美丽"的"总是愁人"的艺术化生命感觉.由于中西文明的形成机制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学更倾向于悲剧性和悲剧意识,中国文学则主要体现出忧郁性与忧郁精神.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文学忧郁因质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性焦虑"并形成了特定的忧郁气质和基调,在创作表现上呈示出"契珂夫式忧思"、"川端康成式忧悒"和"维特式忧怨"等三种形态.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全然没有悲剧性质素,因为忧郁意识的极致便趋向忧患精神并逼近悲剧意识,像鲁迅、北岛等作家的创作都体现出明确的忧患意识和或隐或现的悲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