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匪患治理与社会整合

陕甘宁边区土匪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政治动荡、吏治腐败、灾荒频繁以及会党横行等都导致土匪的大量滋生.抗战爆发后,国共党争的加剧,日伪的渗透,促使政治土匪日益猖獗.边区土匪对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边区政府对匪患采取打击、利用和改造的综合治理政策,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消除了土匪生存的社会土壤,实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取得了剿匪的巨大成功.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民初山东土匪的新特点

在民初这一社会大转型时期,山东土匪“顺应”潮流,适时而变,从而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社会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一、土匪在装备和编练上实现了“匪队”的现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显。但同时必须指出:土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给转型期的民国社会带来更高强度的危害:一方面,土匪在军事装备与编练上的现代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其更善于投机钻营和反复无常,这就使得寄生于民国社会之上的土匪这块“肿瘤”和“心腹之患”更加难以铲除;另一方面,土匪的寄生性及其对社会生产的杀伤力,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乃至停滞,从而影响到社会转型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进行缓慢甚至畸形发展。     

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1840──1919）社会一直处在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纷繁错杂、空前尖锐。认识这些问题和矛盾,探索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近十年来兴起的关于近代土匪问题的研究就是这种可贵的尝试。土匪问题,并非中国近代的特产,古今中外皆有。在中国历代文献中,有关“匪”的记载名目繁多,无论何朝何代,“匪”总是和社会的各阶层、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联系,近代中国更是被称为“盗匪世界”、“土匪王国”。对近代土匪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涉及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民国前期四川土匪成因论析

土匪猖獗是民国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民国前期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中,战争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军队往往招匪、纵匪;大量散兵流为土匪.同时期,四川自然灾荒不断;军阀征税无度;地主压榨严重,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量农民不堪重负而破产,成为土匪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秩序长时期内持续的动荡,导致更多人进入土匪队伍.     

东北土匪隐语的特点与形成

东北土匪隐语是一种十分隐秘而又特殊的行业用语,长期以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非常肤浅有限.但实际上,包括东北土匪隐语在内的隐语非常重要而有特色,是处于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特别语言文化现象,在社会语言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考察民间社会诸世象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东北土匪隐语的特点、形成方式以及对东北匪语形成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外部因素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析.     

民国时期匪灾对河南农村地权分配的影响

关于民国时期影响河南农村地权的因素,论者很少提及匪灾的影响,即使提到了,也没有展开充分论述.另一方面,论者多从整体上对影响河南地权分配的因素加以分析,很少考虑到河南省地权分配的区域差异性,至于造成差异性的原因更很少论及,不要说从匪灾因素进行分析.事实上,土匪灾害造成了河南农村地区地权分配的区域性差异:在豫西南的内乡、浙川、镇平实行宛西自治,土匪被肃清,地权高度集中;豫西土匪活动猖獗,豫中邻近其地,遭受匪灾相对严重,地权分配分散;豫北相对来说,土匪活动较少,地权分配呈分散趋势.     

太平天国时期太湖地区枪匪研究

枪匪是道光以后活跃于太湖地区以“枪船”为作案工具的水上土匪武装组织。太平军建立苏福省根据地后,一度对其采取了招抚政策,但枪匪恶习不改,到处掳掠,甚至勾结清军,严重危害了太平天国政权。为此,忠王李秀成亲自部署了剿杀枪匪的行动,予枪匪势力以沉重打击。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清政府也改剿为抚,利用枪匪武装抵抗太平军。但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及以后,清朝统治者通过改编和打击两种手段,最终肃清了枪匪势力。     

略论北宋对西北边区蕃民的法律保护

为了确保西北边地社会稳定,北宋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许多相关的边区蕃民法律保护条例,其主要内容涉及经济贸易、土地买卖和生命人权等方面,前后期延续并有所变化,形成务实、时效、灵活的边区法律保护体系,反映了北宋因时而易、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对边地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政府对边区蕃民弱势群体生命的珍视和忧患意识。     

论北宋对西北边区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制

宋代法制昌明,政府十分重视以法律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整,对西北边区的治理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北宋西北边区处于宋夏边防,战略地位重要,民族成分复杂,对北宋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宋政府根据边防形势需要,灵活务实地实施了一系列民事经济政策和法令,调整边区蕃汉民众的经济生活,包括保护蕃民土地所有权、调控交易活动、实施禁榷律法、规定赋税征收和规制边境贸易等.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促进了蕃汉民众之同的经济交流,对西北边区的安宁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苏皖边区货币统一工作述评

抗战胜利后,华中解放区原来各流通领域存在的大量伪币、法币以及抗战中各根据地政府发行的抗币和地方政府发行的流通券等,不仅种类繁多且流通不便,极大地阻碍了苏皖边区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不利于维护边区的经济稳定.华中局及抗战后成立的苏皖边区政府积极地采取措施,通过收兑地方抗币、流通券,禁绝伪币、法币、银元等,发行统一而通用的华中币,建立了以华中币为本位币的边区货币体系.苏皖边区货币的统一,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秩序,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为新中国的金融建设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人才.     

民生视角下的陕甘宁边区抗属优待救济

优待救济抗属,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面对数以十万计的庞大抗属群体,边区政府采取代耕、帮助建立家务及其他社会优抚措施,发动群众积极优抗,为抗属构筑了一个物质优待与精神优待相结合的多层面、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确保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边区抗属物质生活改善,社会地位提高,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具有边区特色的优抗经验,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冀鲁豫根据地应对粮食危机措施研究

抗战期间,冀鲁豫边区时常出现粮食危机。党和边区政府开展生产自救运动,通过奖励垦荒、科学种田等手段增加粮食总量,提高边区自给水平,规范边区的税收制度,制定策略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制定严格的粮食供给标准,保障边区民众的粮食需求,使根据地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在与敌人开展粮食斗争中建立起了比较合理的应对粮食危机策略。这些措施集中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这是解决边区粮食危机的精髓。     

从法制层面谈宋太祖对川贵、湖广边区的经略

宋太祖时期,经过对南方割据政权的多次征伐或招抚,川贵、湖广少数民族边区先后重新纳入北宋王朝的统治之下。统一南方后,宋太祖根据边区政治经济、民族情状和社会要求之变化等,及时损益制度,加强边区法制建设,诸多边区法令法规的先后制定和颁行,使宋在川贵、湖广民族边区的统治初步有了法制依据,并在制度上形成法律与民族政策互动统治的新格局。     

妇女在构建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中的贡献

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都少不了占社会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参与，正是有了她们的参与这个社会才真正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构建了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使边区社会秩序稳定，各项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边区妇女是党构建边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是边区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考察这一时期占全区人口一半的妇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的贡献，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有效地发挥广大妇女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晋绥边区营业税征缴引发社会问题的化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配合土地改革和增加财政收入,1947年晋绥边区政府加大了对工商业者营业税的征收力度,以此求得财政压力的缓解。但营业税的不合理征缴,导致了边区政府与商民关系的紧张以及工商业的萧条。事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及时妥善地解决了问题,重新赢得了工商业者的信任和支持,工商业发展再次活跃起来。     

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研究

北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声浪远没达到荡平三湘四水所有土匪的地步,在受北伐和农民运动影响不深的边缘地带,土匪的活动较前更加猖獗。文章通过对相关民国报刊的爬梳,揭示了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的分布、行为特点、北伐军各级军政部门在土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并分析了这个时期湖南土匪剿而难灭的根本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根治某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文化视角看民国土匪亚文化

本文从文化视角对民国土匪的社会行为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土匪行为实际由它的价值取向、文化体系所支撑,而地域民俗文化、帮会意识、典章制度、黩武主义则是土匪亚文化形成的源泉与标志。研究土匪,应该从不同层面剖析,而研究土匪亚文化似乎是一条值得重视的途径。     

论服务型政府的谦抑性

我国政府的人民性决定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性。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是对政府治理实践的变革,也是对政府治理哲学的变革。政府谦抑性是对服务型政府主体提出的具体要求。政府谦抑性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和官员必须具有一种谦逊的意识和心态,这是政府获得统治正当性的代价;二、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与社会合治的治理思维,这是政府自身管理困境和人的主体性的要求;三、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时的适度作为,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四、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应具有自律的克制能力,即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论军阀时期的兵源匪化

军阀时期割据混战所造成的经济衰败,使破产农民和游民成为军队的主要兵源.在中央政治权威衰败的情况下,各军阀派系募兵标准各行其是,大量地收编溃兵和土匪,造成军纪败坏,兵源逐渐匪化.军官与士兵的素质明显呈劣化趋势,普遍缺乏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毫无信仰与"主义"可谈.在这样的军队里,军纪废弛,政治上失控,完全背离了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职能,其本身就成为社会的动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