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论西汉经学背景下的乐府和乐府运动

西汉乐府署的设立是汉王朝“以经为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目的在于郊祀。两汉是经学的时代 ,经学要求以“雅乐”服务郊祀 ,但乐府的发展背离了经学家原定的设想 ,“以俗为雅” ,朝野世俗享乐文化弥漫。罢乐府是对上述事实的反动 ,正见得西汉末经学思想日渐巩固 ,然而 ,正是由于巩固的经学思想又把它自己置于难堪的境地 ,罢乐府后臣民“湛沔自若”的事实就是它的突出表现 ,也是经学理论缺乏自身反省精神所致。从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班固“百姓渐渍日久” ,朝廷应“制雅乐以相变”理论的高明处     

春秋公羊学论略

春秋公羊学是先秦齐地学者诠释《春秋》形成的学说。关注社会政治是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点,经学外王的政治学说集中见于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的内在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决定了它在西汉与晚清的两度辉煌。但这两度辉煌却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其理论内容也有不同的时代印记,揭示了春秋公羊学理论的价值与不足。     

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

谶纬是一种特殊的神秘文化，它之所以产生于西汉末年是有其思想背景的，这就是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和经学的推崇，经学的阴阳灾异化导致了谶纬的兴起。本文试图从西汉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探求谶纬产生的原因。一、西汉时期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之思想背景西汉统治者...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杨雄及其《法言》

杨雄的一生,正处在西汉帝国由盛而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由于土地兼并、徭役繁多,生产不时,农民生活极端痛苦,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西汉皇朝的统治思想——以董仲舒和谶纬经学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也经历了通过畸形的扩张泛滥而逐步向自身反面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不仅对被统治剥削的农民阶级逐渐丧失了它的控制和威慑作用,而且逐渐     

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前五次反经学高潮

在中国 ,传统的人性论始终以从西汉开始的经学为主导 ,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与经学决裂的过程。中国现代性肇始于东汉末期 ,其过程大致经历了六次高潮 ,其中魏晋时期王弼等人对经学的抨击、唐朝佛学对经学的排斥、宋明李贽等人对传统经学的挑战、清初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对经学的非难、近代西学对经学的冲击形成了前五次反经学高潮。它们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汉代西域译长

张骞凿空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鉴于西域复杂的语言环境以及双方日益频繁往来的需要,汉朝在西域各国设置了类似中央的翻译官职———译长。这一职官在西域都护所属的绝大多数西域城邦中都设有,职位虽不高,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

继孔、孟之后,荀子着重对善的现实化和普遍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重视善得以实现的外在力量,开创了经世儒学的路向,对西汉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分别体现在性命观、儒士道统与政统精神和礼法观这三个方面。     

齐派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的初步考察

汉初传儒经者多为齐经生。齐经生解经更加具有神秘色彩,与汉代谶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汉代齐经生所传、所解《易》学、《书》学、《诗》学、《春秋》学与谶纬间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两者同受上古山川守文化的影响所致。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