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籍传注与文化训诂

经籍传注以解词释义为主要形式,但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训诂内容。本文以产生于纪元初的《毛诗故训传》为例,从典章制度、民族心理、日常生活词语、历史背景4个方面,具体分析《毛传》文化训诂的特色。     

浅谈《故训汇纂》的价值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六种研究方法均与故训密切相关,而对现代的人来说,故训更是阅读古籍、研究汉语史和编纂字词典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清代的《经籍诂》已经尝试汇唐以前的故训资料于一书,但今天的《故训汇纂》做得更好,它既扩大了资料收录范围,又对所收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在嘉惠学林的同时,也倡导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     

声训是训诂方式说献疑--兼论推求语源的声训的间接训诂作用

本文首先将传统声训按其作用分为五类,然后依次分析各类声训同训诂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传统声训的作用并不都是训诂;有的作用虽然是训诂,但并没有创造新的训诂方式,而只是用"互训"的方式表达了训诂学者在训诂活动中通过因声求义得来的成果.最后以"附论"的形式指出第三类声训即推源的声训虽然也不是训诂,但它到了后代却具有间接的训诂作用,并对这种作用的由来作了分析.     

谈谈朱熹《诗集传》的训诂

朱熹<诗集传>作为<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和"诗经宋学"集大成的权威之作,全书训诂涉及的内容广泛,所用术语规范,体例谨严统一,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注重义理,融义理与训诂之中;吸收汉学,打破汉宋界限;融汇前人,大胆质疑,多有创见.<诗集传>在训诂学和训诂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诗序》作于毛亨考

据载毛亨曾作《毛诗故训传》。本文从外部经学背景与《序》、《传》内在关系两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发现《毛诗序》原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因而《毛诗序》的作者也应该是秦汉之际的毛亨。     

训诂、笺传与解经学

训诂、笺传是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方式,而西方传统的解经学也是以解经说文、注疏显义为主要目的,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和以迦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诞生之前的技术性的解释学。二者从承担的任务、借助的工具、发展的道路、面临的理论困境等方面来看,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同时二者又具有明显的文化异质性：解释的文本性质不同,注释者的态度不同,解释的目的不同,意义生成方式不同,发展命运也各不相同。在西方解释学方兴来艾并对中国学术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传统的训诂笺传陷入学术窘境的当代语境下,把中国的训诂笺传和西方的解经学加以比较,开展中西解释学对话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说文》段注对训诂方法的贡献

清代以前 ,人们训释词义时或“以形索义” ,或“因声求义” ,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在训诂实践上存在一些局限和失误。段玉裁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训诂方法 ,并运用于《说文解字注》 ,较好地克服了单独使用形训、声训的局限 ,在寻求语源辨析假借以探求词的本义 ,以及词义系统研究、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为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训诂家在词义发展中的作用及局限性

即使是最完美的辞书,也存在释义上的谬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与辞书义项的训释与训诂家个人对词义的认识不无关系。     

“述而不作”与训诂的传承和创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一生治学为文的重要理念和行为准则。历来注家皆以孔子治学只述不作,却又极力为其回护,以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遍览《论语》全书,通观孔子终生进德修业的言论行事,其所谓“述而不作”之“作”,乃“诈”字之假,即他所极力反对的“不知而作”的“虚假妄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尊重历史、观照现实,温故知新、不妄作解人的重要命题;是学为人师、实事求是作风的具象表述;同时为一切训诂之根本大法,并铸就了中国经典文献诠释的基本范式。     

古籍校释:古音明而小学明——《墨子閒诂》“術令”及“情”“诚”通用示例

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清代语文学巨大成就,得力于其古音学。《墨子閒诂》云,術令即《尚书·说命》,術与说、命与令皆音近相通,《礼记》作兌命。《史记》说字《索引》作悦,《汉书》作怵。据此,本文就命、令、術、术、怵、说、兑、悦八字,以上古音证之。又,《上同下》"中情将欲为仁义",孙诒让云"情""诚"通用。"实"亦"诚","请"即"情"字。鉴于"情"字涉及青、生、性、姓、星、争、净、静、稍、俏、烧、翘、枢、区各字,一并以上古音证之。     

要高度重视“臣锴曰”的训诂价值——以“病”“表”“望羊(洋、阳)”为例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的臣锴曰历久弥新,今仍可持用解难,举三例四字以明:1)疾病二字,锴注胜于清代段玉裁注,揭示《说文》的疾加是(病)危重义;2)《说文》表,上衣也,据臣锴曰,原文当作衣上,指皮衣上的毛;3)瞷字臣锴曰:戴目,目望阳也。戴目即望阳,是正确训诂该词的钥匙。因此,当前要高度重视臣锴曰的训诂价值,正确利用《说文》小徐本。     

《经义述闻》训诂之“见”

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的“经义互参”这种体例,从而更好地认识王氏在训诂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采用了列举法对于这种体例进行首次挖掘和研究。根据参看对象的不同把它分成四类,并对每类举例分析说明。结果表明：“见”的运用使得著作结构简练、直接,言简意赅,尤值得后来之训诂著作仿效。     

简论朱熹的训诂原则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不仅是理学大师,而且在训诂学上亦颇有建树。朱熹采取由训诂以通义理的做法,既注重义理也绝不偏废训诂,其训诂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重视旧注,博采群说;实事求是,阙疑处不强作解;不墨守成说,自创新解。这些原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朱熹对待训诂的态度,几乎贯穿于朱熹的整个训诂过程中。     

杨树达训诂的学术背景

杨树达是著名国学大师,文章从段王之学的继承、湘学传统的发扬以及时代影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杨氏训诂的学术背景.处于中国语言学转型时期的杨树达,训诂成就之所以卓著,有其时代背景和个体因素.概而言之,其训诂远绍乾嘉段王,近承湘学余绪;既被西学东渐之风,又熔甲骨金石之学.     

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

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维护注疏说解与文献原典本旨之间的一致性。判断文献内容与注释表达的一致性,进而进行训诂批评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这是训诂学领域里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文献原典到现代读者之间存在一个可循环链式关系,包括原典、传注、义疏、讲义、笔记等五个典型环节。各环节均由人、意、言、文等四个要素组成。“文”是训诂学者最关注的基本现象。文献是训诂的立足之本。文献里“言”与“意”的矛盾是训诂学者要面对的基本矛盾。“言”与“意”之间是不完全一致的。用反证法可以证明这条“表达不一致定律”。据此建立“表达率”和“理解率”这两个关系式,可用来解释表达上和读解中的各种现象。关于训诂的正确率问题则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关系式导出答案。原典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不至于完全陷入表达不一致定律的作用里。拆分原典时使用的分析单位越小,训诂正确率的值就越接近于理想值。由此可知为何传统上对汉语文献的研究往往以“字”为分析单位。最后归纳出训诂批评的四项基本标准：对原典中各个字的历史、各个词语的历史、各个词语组合情况的历史是否了解以及表达训诂结果的时候,训诂者的语言和行文是否符合规范。     

训诂与语言的社会性

训诂学对文献语言的解释，最终必须坚持符合语言的社会性这一原则。贯彻“随文释义”的原则与坚持语言的社会性原则二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而是辩证统一的。词义有社会性，词语形式、用词习惯等都具有社会性。讲语言的社会性，应顾及语言事实和语言习惯，不能简单地仅仅只是按“文法”看问题，也不能单纯地从逻辑事理上去作推断。在坚持语言的社会性原则时，还必须考虑到语言的时代性和语言的地域性这两个更具体的因素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