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广田的早期散文

李广田是三十年代的散文新秀。自染指散文之日起,李广田就自觉追求做文艺术美,从而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卓然特立于现代散文艺林之中。他早期的《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三本散文集“有着道旁的智慧之真实的声音”,“有者素朴的诗的静美”（《道旁的智慧》）,为现代散文贡献出一条多姿多彩的乡野画廊,特别为人所称道。在《文艺书简·自己的事情》中,李广田说,“为了从事创作,在大学里我入的是外文系”。可见,作家是有意识地择放异域文化的。李广田是在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与外国文学接触面构成的坐标上,选择了一个独特的“接受…     

《李广田传论》序言

《李广田传论》是当前关于李广田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它的成功,给文坛增添了一朵新花。我读后,非常激动,正如李广田生前常说的:“心里热呼呼的！”暂不说书的召唤力,我想先说说:“我与李广田。”我和李广田虽都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是同事,而实际上,他是我的老师。本书所展述的李广田创作与教书育人的一段不平凡的生活中,就有我同他相处的日子:他指点我的创作,他向我传授     

论冯至诗的生命体验

冯至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一位高龄的著名诗人。从1923年在《创造季刊》发表诗歌开始,他的创作若断若续地跨越了漫漫时间,迄今已快70个年头了。 鲁迅在一篇重要的论文里,曾经称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可是,鲁迅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与解释。对于冯至的诗作出过具体而又重要评价的,是李广田和朱自清。李广田称誉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体诗为“沉思的诗”,断言它是诗人生命中慧星的出现与狂风乍起,认为冯至在限制中显出来身手,法则给了他自由;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聚精会神。（《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朱自清称赞冯至在平淡的日常     

元遗民诗人的群体文化特征

遗民群体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它也代表着衰亡之国的文化 ,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元遗民文化中 ,遗民诗歌成就比较突出 ,遗民诗人群体的文化特征也最为显露。我们可以从元遗民的心态、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选择、精神追求等方面来观之。1.元遗民诗人心态“任何一个历史个人的心态是他本人及其同时代的其它人所共有的心态”。元朝末期朝纲解体 ,天下大乱 ,元末文人群体也面临着严峻的人生选择 ,在乱世纷争中群体最终走向分裂。像历史上其他朝代变更一样 ,也出现了一批遗民诗人 ,在旧朝灭亡之际 ,他们或尽力挽救颓势 ,或尽礼守节 ,表现…     

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研究对象

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是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文化研究语境中,以族裔散居视角去审视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界定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等术语的文化内涵也就凸显出来.斯图亚特·霍尔作为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其"两栖人"独特的文化身份成为我们研究他本人及他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提供了极佳的视角.     

隐士·隐逸诗人·经典诗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解读

经典化的陶渊明是他的读者塑造出来的。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定论,影响了后世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唐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使陶渊明日益显扬,而宋代特定的文化氛围、文人心态和审美趣味,使陶渊明成为经典诗人。     

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现代诗论——读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诗研究的佳音也频频传来,不时有新老专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青年学者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以其最接近新诗本体,最具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填补了中国现代诗论的空白.“走向……本体”,“回到……本身”,曾经是八十年代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口号,许多至力于新诗研究的学者都为此付出了他们的努力与艰辛,也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果.但真正走向本体、回到本身又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它不仅需要排除文学以外种种因素的干扰,更要耐心地去梳理纷云复杂的新诗本身.面对这些艰难而又棘手的问题,李怡既没有退怯,也没有绕过.他在著作的“导言”部分就明确宣布,“我们须得擦净现代诗歌概念中的那些西方文化痕迹,又得拨开中国诗人种种的‘误读’、‘反读’所带来的种种歧意”,要“清除     

论W.S.默温中期诗歌风格的变化

W.S.默温被公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中新超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以其怪诞的意象、凌乱破碎的句法及篇章结构以及诗人独特的诗歌风格令不少读者望而却步.事实上,默温的诗歌风格并非从一开始便呈现后现代特点,他的诗歌在1952-1970年由前期向中期的过渡中,经历了一段由形式化、经典化走向自由化、开放式的变化历程.     

曾卓论

诗人是人民中的一员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仅不应炫耀自己的桂冠,反而倒应该臣服于人民,成为人民忠实的仆人,因为“诗人是人民的一员,他分享人民的悲哀与喜悦,痛苦与欢乐。”这是读了“七月诗派”老诗人曾卓的抒情诗后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人民的诗人,曾卓的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演进轨迹。诚如诗人自己所说,他是在臧克家影响下走向诗坛的:“那时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已相继出版,得到一些名家推崇,我是学习他的风格在诗的道路上起步的。”1936年,当曾卓还仅仅     

维新与继古:黄遵宪诗歌的意义发现与价值榷诂——以诗话为中心

黄遵宪在晚清诗坛由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得益于报刊诗话的推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诗话栏目中,高度评价黄遵宪的域外诗和感事诗,视其为“诗界革命”的最高代表.狄葆贤、潘飞声与陈衍也在报刊诗话中推崇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感事诗,视其为诗学传统的传承人.黄遵宪诗作独特的新旧两重性,使其同时获得新旧两派诗评家的认可.黄遵宪作为晚清爱国诗人、民族诗人,其诗歌在民国以后走向经典化.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戈麦是新时期以来自杀的青年诗人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是戈麦走向自杀的主要动力;与“现实”的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厌世者”,他生活在语言的乌托邦之中,颠倒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孤独、焦虑、幻想、封闭成为其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死亡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     

守望文明——论吉狄马加的诗

理解和领悟自身的文明处境,并在诗歌中对这一处境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是每一个成熟的诗人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当代诗人,由于华夏文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处境,这一课题显得尤为艰巨和复杂,由此导致多数诗人无论与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造成当代诗人以痛苦、孤独、焦虑以至仇恨等消极情绪为写作动力的原因,也是其主体分裂、主题和形式趋于破碎的内在原因。而吉狄马加的诗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以主体的完整、主题和形式的和谐为特征的相反例证。吉狄马加所置身的彝族文化圈,一方面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与人们当下的生活仍然保持了有机的联系。他的诗从这一文化状态出发,在当代诗歌中呈现了独特的面目:既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的和谐,同时出色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一个自洽于其固有文明的诗人对人的世界和自然万物的深邃理解以及由这理解所生发的深沉的爱。诗人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切、倾听和领悟为起点,走向了对他者的理解,走向了对其他弱小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幸福、理解、爱、和谐,这些伟大艺术的基本主题在吉狄马加的诗中无不得到有力回应。吉狄马加的诗不仅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也为当代诗歌的重新出发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启示。     

对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若干特征的思考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在处理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上,对现实采取回避与超越的态度,而向往于内心世界的开掘,但毕竟心无依傍,难免产生浓重的失落感,形成朦胧与哀愁的格调。本文拟从现实、内心、情调等视角,探索现代派诗歌的若干特征,以就正于方家。一、现实:逃避与超越。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区别不同流派的主要标尺之一。现代派在这一点上有其共同的特征:都企图逃避并超越现实。现代派并非对生活的严酷性反应迟钝。他们的艺术触角十分敏锐,但却有意将人生的苦难淡化。只让生活留下淡淡的投影。象李广田那样宣称自己是“山之子”、“地之子”的诗人,在现代派中是绝无仅有的。现代派诗人一心向往于天国,憧憬世外桃园。就是李广田本     

戴望舒诗歌的民族化走向

戴望舒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派诗人,他走过了一条西化、进而民族化的道路.文章从戴望舒诗歌意象选择以及相应的音乐性的民族化倾向考察,发现戴望舒追求的艺术形式以及审美意识与西方现代派保持一定距离而坚持民族化,而这正是戴望舒诗歌获得独特韵味而最终走向民族化的原因.     

李广田前期散文的艺术个性初探(上)

“但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 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 ——李广田诗:《地之子》 三十年代初期,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北方青年,低沉地长吟着吐露自己心迹的《地之子》诗,满身带着特有的山东平原的泥土气息,步上了文坛,从此开始了诗人和散文家的创作生涯。他,就是李广田。 他的文学创作从写诗开始,其最早的的诗集,是与卞之琳、何其芳合出的《汉园集》(1936)。这是他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三一年至三四年间的习作集。初露锋芒,他们便获得了“汉园三杰”的誉称。     

李广田前期散文的艺术个性初探(下)

四 郁达夫对中国现代散文有过一个透辟的见解,他说:“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往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文学史上,每个散文家的作品,都能印证这个见解的正确性。李广田的创作个性是十分鲜明十分强烈的,他在作品的构思、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主题的提炼、语言的色彩、感情的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精神个体性”的烙印。     

孤儿·残阳·游魂:陈三立诗歌的悲情人格

陈三立既是戊戍维新党人,又是晚清民初杰出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既有前所未见的文化危机意识,又有着对时代社会特征的深刻省察,真实地再现了他对家国、生命、文化命运一体的悲剧性反思,集深厚内敛的情感、清深明澈的理性与独特的悲情人格为一体.这正鲜明表现了近代诗区别于唐宋诗的特点.     

李广田抗战时期的诗作

熟悉李广田早期诗作的人都知道,李广田于三十年代初期步上诗坛的时候,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李广田自己也这样说过:“为了从事创作,在大学里我入的是外文系,因之颇受了西方的尤其是浪漫派、颓废派、象征派之类的影响”。     

罗伯特&#183;弗洛斯特小诗《与夜相识》咀华

美国现代杰出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作品既代表了社会的良心,又有一种宁静温柔的独特风格。《与夜相识》这首小诗将多元的主体意识寓于多元的语言形式之中,又一次展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代表了他所主张的诗要“始于乐趣,终于智慧”的清新气质。     

独立而执著的精神之旅——论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

吉狄马加是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含有本民族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开阔的超越本民族文化的人间情怀。作为一个受过双重文化影响的诗人,他对诗歌有着自己的认识与理解。从进入诗坛起,他就是一个独立于各种诗潮之外的“个性化”的诗歌创作者,通过与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后朦胧诗”的对比,不难发现这种“个性化”写作所具有的诗学特色和所昭示的意义。